中国“中产阶层”无安全感，有房有车仍焦虑未来。年入10万的成都白领因为妻子的一场大病而变得赤贫，他们似乎整日生活在惶恐与焦虑之中（南都周刊4月2日报道）。看完这篇报道，我分明感到：受访者所普遍表达的焦虑、彷徨与失落，何尝不是同样缠绕着我的心灵暗疾？已经就业的白领和蓝领们担心着失业的厄运明朝降临，正在待业的大学生、失业的白领们奔波于社会与生活两扇门；社会保障制度至今无法普惠每一个劳动者，这也成为所谓中产看不起病、无法安心养老的隐忧。

　　类似的社会报告频频出现，映射出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社会焦虑开始弥漫于人们的生活之中，作为现代性的风险后果，我们在为眼前的生计和以后的出路着想时充满疑问：基本生活所需费用如何解决？就业“35岁瓶颈”问题何时能够解决？日益恶化的环境与自己身体健康的危机又该怎么办？子女的读书问题是否会撞上教育的二元化南墙，所以有“钱挣多了、日子却比以前更艰难”的喟叹。

　　社会焦虑是风险社会带给所有人的苦涩礼物。在这种环境中，随着教育机会的扩大、劳动力市场对流动性的强烈需求和社会关系高度发达的法律化，个人生活中的机遇、威胁、矛盾等原本可以在家庭、社区或社团中得到解决的问题，必须越来越多地由个人自己去感知、解释和处理。现在，个人必须面对这些风险的机遇与挑战，但是由于现代社会的复杂性，个人不可能在坚实可靠的基础上做出必要的决策，有未知之处，因此焦虑。

　　就业难的挫折感正从“4050”下岗人员、民工、中低学历者扩散到“2030”青年、高学历者。面对社会变革，人们要对诸如“下岗”、“转岗分流”、“等待救济”或“自主创业”等一连串事件作出决定。然而，这些富于命运特征的时刻对于确保人们本体性安全的保护构成了威胁。旧的“保护壳”（传统的单位从属关系）被打碎了，新的“安全阀”（社会保障、劳资谈判所必需的工会等维权途径）却没有完全建立起来。面对就业压力和失业危险，人们必然变得焦躁不安起来。

　　由此可以看出：人们需要一个制度完善的社会，尽可能消除“可抗力风险”的隐患，让人们只需承担不可抗力风险。但至少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制度的不完善让人们得双重风险一肩挑。

　　同时，现代社会中风险的加剧促进了人们理性化能力的提高，理性能力的核心在于一种可计算性与可预期性。人们必须不断地通过计算与预测来规避风险以提高自己的安全感。这使得人们尤其是那些拥有高智商和学历的中产阶级，在面对“富于命运特征的事件”时，总会陷入周密的计算与考虑之中，而且，理性越充分，对风险的预估就越高，也就越感到焦虑。“中产阶层”无安全感的调查报告就是风险社会“愈理性、愈焦虑”的直观表现。

　　毕舸（北京媒体从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