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小孩”们是如何流出医院的

“来小孩”被妈妈抱在20天之后（1 ／7张）

　　“来国峰和失而复得的孩子团圆了，但这只是圆上了陕西富平县多条断裂的新生儿“处理”案中的一件。嫌疑人张素侠面临着贩卖妇女儿童罪的指控，而与此同时家属们的指控，已经逐渐伸向了该院内的其他医护人员。

　　我国的妇幼保健规程明晰、严密，而涉案妇幼保健医院整体的制度不完善及执行不到位，为不法行为提供了温床。

　　富平县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人手一本“行为规范手册”，已被调离岗位的产科主任高文平不止一次说到，如果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悲剧“原本可以避免”。

　　目前，发生在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的拐卖儿童案已由陕西省公安厅刑警总队督办，渭南市公安局局长任组长。”

　　多案

　　一案已结，多案待查。被控诉贩卖新生儿的，不止张素侠一人。

　　8月5日上午，来国峰避开家人和各路媒体，一个人蹲在病房楼梯二层半抽泣。“心痛。我一时疏忽造成了这么大的事故，差一点就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了。”此时距离来国峰见到自己离散20天的儿子仅有不到一个小时，他幸而避免了“家破人亡”的命运。

　　但不是每个搅在这场贩婴漩涡里的人都这么幸运。

　　来家人哭，王寮镇的党李鑫也在哭。27岁的她最近一闭上眼，就能清楚地看到两张面孔——6年前生下后只见过一面的儿子，还有负责给她接生并“处理”掉孩子的医生张素侠。薛镇韩村的罗某在7年前遭遇了类似情况，致使今年32岁的他仍然因为心理阴影没要孩子。8月6日到城关派出所报案的赵某，一提到自己在2011年10月底出生的孩子“连见都没见过”，就失声痛哭。

　　5日上午，“来小孩”在民警、护士、记者和群众的簇拥下回到了来家人的怀抱，来国峰接过孩子时在哭，之后给城关派出所送锦旗时仍然在哭。当天下午，他嗓子已哑得说不出话。这条故事线的团圆结尾，全赖警方奔袭3000余公里，转战山西、河南将案件破获。但对于更多的家庭来说，类似的“事故”在当地警方那里还没有立上案。

　　这两天富平县城关派出所忙得不亦乐乎，以至于需要从县公安局抽调人手，来分头处理群众的报案。虽然不像此前媒体报道的“50多起”，但该派出所在8月5日已收取超过10份完整的当事人口供。该县警方表示，目前对于这些案件，立案侦查的只有1起。

　　8月5日，有当事人家属开始将矛头指向张素侠之外的医生。

　　当大批人群在外面等待着“来小孩”回归时，家住富平县庄里镇的黄少妮怯怯地走进了产科，要求调出自己4个月前在这里生产的一切资料。今年3月30日，黄产下一女婴后，新生儿科的医生周某说孩子有先天性心脏病，即便保住了将来也是个花钱的无底洞。据家属讲述，在那之后，周医生主动带着孩子前往富平县第三人民医院复查，回来后口头向家属确认了先心病的诊断（直到8月5日，等了两个小时后，家属才从产科调出来的资料里看到了当时的先心病诊断证明）。

　　黄少妮被周医生劝告：放弃吧，与其看着她死在自己手里，不如把孩子处理掉。在被劝服之后，丈夫唐凯在一份没有公章的“病危通知单”上签了字。之后，唐凯看到一个老头到医院来抱走了这个新生儿，并付给了他150元钱“处理费”。“当时我们就想着，说是‘处理’掉，也有可能是送给哪个好心人家去养，娃实在不行了再说。或者是捐献器官啥的。看了报道以后我们怀疑这么类似的过程，是不是给娃卖了。”唐凯的姑姑说。

　　记者拨通了医生周某的电话，对方先是表示不记得这回事，在被告知“唐家已从医院调出相关资料”时，对方直接回答“让他们告我吧”，随即挂断电话。

　　城关派出所录下了唐凯的口供，已交由县公安局专案组审理。

　　规定

　　为何没能筛查出传染病隐患？怀孕37周时应有一次梅毒抗体复测。

　　下一步，来家准备起诉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原因是案件虽系张医生个人犯罪，但医院管理出现漏洞难逃其咎。

　　8月5日在热热闹闹的送婴大部队归来后，医院东侧某事业单位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发生这样的事，医院的“系统”就有问题，这个医院实际上也不止一次传出过类似的“处理”婴儿的丑闻了。

　　通过来国峰和董珊珊夫妇提供的检测报告来看，妇幼保健医院共为董珊珊做过两次梅毒抗体的检测，一次是1月13日的入院建档检测，一次就是7月16日临产前的传染病化验，前一次结果显示“阴性”，后一次显示“弱阳性”。院方目前承认“弱阳性”的结果的确由院方检测室做出，但这种最终模棱两可的“弱阳性”让张素侠抓住机会，一举把来国峰夫妇说服，趁着两人相互猜忌埋怨之际抱走了孩子。至今，最新的检测结果——县医院的免疫报告单上显示梅毒抗体“有反应性”，仍然不能证明董珊珊母子患有该疾病。

　　实际上，这个让张医生钻了空子的“莫须有”的检测结果，也许最早可以在孕期时即筛查出来。据北京市积水潭医院产科主任李少芬介绍，按照我国妇幼保健的严密规程，孕妇除了在入院建档时接受一次梅毒、HIV和乙肝三种传染疾病的检测，还应当在孕期第37周的时候做一次重要的“复测”。

　　而现实情况是：董珊珊并没有接受过这样一次复测，她在妇幼保健医院接受的其他全部体检，即是3月11日的血常规化验和血压测量，以及前后4次B超检查。另外，高挂在该院产科病房走廊里的“预防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母婴传播服务流程”中，也没有出现“复测”的流程介绍。

　　不仅如此，来国峰至今仍对这个检测结果存疑：为什么7月16日当天上午10点做出的“弱阳性”检测结果，要到下午1点半才呈现在报告单上？这里面有啥事儿？

　　来自妇幼保健医院一份内部会议记录显示，当天医护人员的诸多做法都与规程不符：比如二线医生董巧利，面对梅毒弱阳性的检测结果并未亲自查看病人症状；比如接生员司欣，她没有按程序在剪断脐带后让产妇看新生儿情况；产妇产后，未按照观察2小时再送入病房的规定执行，而是直接处理之后就送入病房；再如主管医生张爱利，既没有询问病人情况，也未对之后病历改动处提出质疑。

　　浑水摸鱼之下，张素侠获得了作案的先决条件。

　　“空子”

　　听到医生的诊断后，当事人“不知道怎么办”，稀里糊涂地签字后，将骨肉拱手让人。

　　“我确定是她（张素侠），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张脸。”党李鑫今年27岁，过去的6年她都是在煎熬中度过的。2007年3月，她在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顺产下一名男婴，当天相安无事，结果在第二天一早事情产生了变故。8点钟产科医生们依次查房，张素侠在纷纷表示“健康”、“没事”的医生当中并没有发话，而当医生们转向下一间病房时，其独自返回了党李鑫的病房，告诉她说“娃一哭起来嘴唇就发青发紫”，是先天性心脏病的症状，并劝说她放弃该婴儿。

　　党李鑫的家人带着孩子去县医院做了复查，当带着几张读不懂的B超结果回来给张素侠时，被给出了最后的通牒，劝说把孩子处理掉。对方是自己姐姐的同学，又是技术权威，党李鑫只好做出妥协，眼睁睁看着一个老头把孩子抱走去“处理”了。但在那之后的几年，她时时觉得让娃活着离开自己很不对劲，终于在读到了来家的新闻之后，第一次感到了自己几年来的猜测也许是事实。

　　薛镇沟龙村的董富贵有着类似的经历，2006年农历十一月初，他的妻子在妇幼保健医院为他产下一名男婴，结果发现孩子生殖器有畸形。张素侠对他们说，这样的病看不好，以后会对孩子形成很大影响，并劝说经济条件不好的他们放弃治疗。就这样，张素侠指示董富贵把孩子放到门诊楼门前的纸箱子里，说是有个老头会过来拿走“处理”掉。董富贵向产房走着还不时回回头想看儿子最后一眼，结果一不注意，孩子已经不见了。

　　薛镇韩村张秋棉的孙子，在8年前生下来时被张素侠称为“早产儿”，但据回忆，她的儿媳妇生子时离预产期只差十几天。这个3斤8两的新生儿在保温箱里待了5天，就在张医生的劝说下被拿走“处理”了。张秋棉的儿子儿媳至今没有再要孩子，原因是“压力大”。

　　先心病、畸形和“早产儿”，这在积水潭医院的李少芬主任看来都是“病不致死”的情况，而且在有些情况下，医生可以通过孕期产检排查出部分先心病、畸形和其他先天综合征。但上述三例家属，没有一个在妇幼保健医院接受过类似的检查。

　　几个例子中，当事人都有听到医生的诊断和建议后“蒙了”、“不知道怎么办”的描述，在毫无心理准备的情况下稀里糊涂地签字，将骨肉拱手让人。“我们国家的产期保健工作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医院做好这些前期的检查工作，产妇和家属都能更有准备，不至于让张素侠这样的医生借机夸大了疾病的程度，钻了空子。”李少芬说。

　　处置

　　医院有权力处置新生儿吗？“新生儿是公民，应该得到人的待遇。”

　　郑先生是另一位失去了孩子的家属。情况稍有不同的是，他的确是看着腿部有畸形的孩子离世的；但情况相同的是，他的死婴同样是通过医生介绍，由一个六七十岁的老头抱走处理的。

　　几个家属都表示，“处理”掉，在他们当初的理解中就是抱走并掩埋掉，无论是张素侠还是医生周某，都会通过“找个老头抱走孩子”的程序来达成这一目的。问题是：即便这些孩子的结局的确是被掩埋而不是被贩卖，是否符合规定？医院有没有权力处置新生儿？

　　李少芬的答案是否定的，医疗机构和医生没有决定新生儿生与死的权力。“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孕妇怀胎到28周，她的胎儿即被视为我国的公民，不管出生时是死是活、有无疾病，都应当计入我国人口。作为公民，新生儿也应当得到人的待遇，不能被决定生死。”

　　新生儿只有在一种情况下，能由家人作出决定。“按照正常程序走，如果家属的确认为新生儿再无救治的必要，应当签署一份‘放弃治疗’的协议，而不是简单写道‘要求处理婴儿’的说法。平常家属在面对老人故去或者重性疾病无法治愈时，都会签这样一份东西。”李少芬说，“关键是，家属必须见到新生儿的确死亡，才可以交由医院来处置死婴。”

　　而用何种方式处置死婴，又是另一个问题。据介绍，被确认的死婴应当视作医疗垃圾，应当采取的处理方式是火化焚烧，而不是就地掩埋。

　　即便贩卖婴儿不存在，医生们口中的主张——无论是决定新生儿生死的预设、“放弃治疗”应走的程序，还是处理死婴的方式，都不符合规定。无论是家属们描述的“老头抱走”，还是日前所公布的医院监控录像显示，在抱孩子离开医院时并没有人阻拦，就“来小孩”一案而言，对这些环节助产士、医生护士们要么不闻不问，要么迫于张素侠的“业务骨干”、“技术权威”之名对之顺从。

　　动荡

　　“一旦违背了制度，你就走偏了。”被调离岗位的产科主任高文平一再强调。

　　这几日，妇幼保健医院内经历着一场震动。

　　来自8月3日县卫生局党委会议的一份会议记录显示，局纪委宣布对王莉（院长）、姚军民（常务副院长）、宋粉玲（分管护理的工会主席）停职调查处理。同时，对产科主任高文平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对董巧利、司欣、张爱利、刘利利、王星星、张玲等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或停止执业活动一年。

　　日前，陕西省卫生厅派出调查组对该案查处情况进行督导，另责成渭南市卫生局组织渭南市中心医院、妇幼保健院妇产科有关专家立即进驻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全面接管该院产科业务，并对该院执行相关法律法规、制度的情况进行全面检查。原院长王莉被免后，该院院长工作暂时由富平县卫生局副局长卞慈梅代任。

　　产科主任高文平也被调离了目前的岗位，他仍然把此犯罪事件归结为张素侠一人医德败坏之举。实际上，整个事件进行中充满着管理漏洞。比如按照“首诊医师负责制”的原则，产妇董珊珊在另有主治医师的情况下，被张素侠全面接管了接生工作，并最终导致新生儿被拐走。住院部妇科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护士于2005年至2006年在产科工作，她介绍了产房护理“责任制”从无到有的发展过程，但目前看来，分摊到董巧利等人身上的责任被临时接班的主任医师全部卸下。

　　监管机制，也常常沦为空谈。该院的医务科作为医疗质量的控制组织，理论上也有发现问题的机会，医务科的职责之一便是防范医疗活动中出现的违规行为。医务科会定期组织会诊、查房、翻查病历。据报道，医务科的抽查活动定在每周二下午，而张素侠抱走婴儿时是周二晚间，这个时间刚刚处于医务科下一个抽查周期的间隔。

　　在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住院部一楼，墙面上悬挂着医院特聘的5位医疗监督员，他们分别是原县人大副主任、原县政协主席、原政协学习委员会主任、原县文化馆馆长和原县剧团著名演员。原县政协主席，现年75岁的卜崇民告诉记者，他自从在2003年挂上这么一个职位后，基本没去过这所医院，也没被医院“招呼”过。

　　据报道，富平县妇幼保健医院的医生人手一本“医疗机构从业人员行为规范手册”，其中对于医生的职责、医疗质量、医疗安全管理都有详尽的规定。在接受媒体采访中，高文平不断强调，如果按照规章制度执行，悲剧“原本可以避免”。“医生职业道德很重要。首先是要教育，其次是要指导，第三是必须要规范操作，按流程操作。一旦违背了制度，你就走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