佳作频出荟荧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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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电视剧辉煌30年———

　　■编者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电视剧已经成为记录中国社会发展变革的最好的艺术形态之一，极大地丰富了百姓的日常文化生活。过去的30年，北京电视剧车载斗量，但是，只有经典电视剧才能拒绝时间的销蚀，放射出恒星般的光芒。而不断涌现出的一代代优秀导演也在用他们独特的创作方式、用他们不朽的电视作品，思索并表现着中国的发展与变化，用他们经典的电视作品记录中国、影响中国、改变中国。借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国家广电总局电视剧管理司、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主办北京电视剧辉煌30年系列活动之际，我们一起回顾30年的荧屏路。

　　20世纪80年代

　　透过“过去”思考现实

　　■林汝为导演——《四世同堂》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月圆之夜人不归，花香之地无和平。一腔无声血，万缕慈母情。为雪国耻身先去，重整河山待后生！”——伴随着骆玉笙先生如天籁般的京韵大鼓，一曲高亢婉转的《重整河山待后生》和充满京味的《四世同堂》成了电视观众的期待。

　　1985年，导演林汝为把老舍先生的小说《四世同堂》第一次搬上荧屏，其反响之强烈超乎人们的想象，成为当时北京城街头巷尾的主要话题。作为京味电视剧制作的代表人物，林汝为极好地掌控并展现了《四世同堂》剧中的北京味道，尤其是其中人物表现、语言风格的拿捏，都恰到好处，不温不火，一直为世人称道。《四世同堂》的故事背景，从1937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小羊圈胡同里各色人等的荣辱浮沉、生死存亡，每一集都牵动着每个观众的心。对于那段历史，林汝为导演算是过来人。日本占领北京后，她和哥哥到郊外看到铁丝网把整个清华大学校园围住。上面有木牌子，写着“对进入者，格杀勿论”。格杀勿论这个词，她就是从那时知道的。由于生活在这里，林汝为对老北京很熟悉。“北京人讲究文明，穷也要文明。出去见人，褂子不光要洗干净，还要捶平整，见人让路。头发也得一丝不乱，就像《四世同堂》里的马老寡妇，这是待人的基本礼数。”正是由于对老北京文化的热爱和尊重，《四世同堂》筹拍期间，林汝为请来了活跃在话剧、京剧舞台上的邵华、李婉芬、周国治、郑邦玉、李维康等人。

　　■王扶林导演——《红楼梦》

　　而后，87版《红楼梦》的不断热播让众多观众拥有了永远不能淡忘的红楼记忆。据说，拍摄87版《红楼梦》的直接动因有二：一是在1982年改革开放初期，新上任的原央视副台长、主管文艺节目的洪民生提出大力发展电视剧。王扶林之前曾在英国BBC电视台考察，发现该台把可能搬上荧屏的世界名著都要改成电视连续剧，在全世界发行，影响极大。因此，王扶林早有把国外的先进经验引进的念想；二是上世纪80年代初，王扶林看到了一个调查报告，其中说到国内某名牌大学的中文系学生，竟然没看过一部中国的四大名著，国外的名著也只看过一部《红与黑》。这让王扶林感到震惊和寒心，“作为一个中国的电视工作者、文化传播者，面对这样一个现实应该是有责任来普及中国的古典名著、古典文化，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它当中的精髓，这就是初衷。”为了更好地挑起这副担子，在创作前期，感觉还缺少一些“底气”的王扶林邀请了曹禺、王昆仑、沈从文、启功、周扬、王朝闻、杨宪益、吴冷西、周汝昌等担任顾问，最终才确立了创作的基本规则，比如，“每集要有大霹雳，不断放出小霹雳”，“这是一部闺房戏”，“整体风格要细腻、抒情、自然”等。

　　■陈家林导演——《努尔哈赤》

　　也是在这个时期，毕业于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导演陈家林一直在思索：艺术是什么？人是什么？历史是什么？在新现实主义电影的发祥地意大利，他看了大量与中国美学差异很大的外国历史影片。在获得了很多感触的同时，也让陈家林坚信，中国人应该拍出有中国文化底蕴的作品来。1986年陈家林拍摄的《努尔哈赤》坚持着“正说”历史，比较完整地反映了清朝从一个部落到一个王朝的发展历程。在陈家林看来，历史与文艺作品不一样，正剧有三条标准，大的历史背景、历史氛围要准确，重要的历史事件要征求史学家的意见，主要人物总体上要符合历史对他们的评价。其他人物则可以按剧情需要设置。比如《康熙王朝》，剧中30%是历史真事，70%就是虚构。陈家林说：“有一回，在餐厅碰到几个观众，他们问我：‘历史上有容妃、蓝齐儿格格这些人吗？’我说：‘没有，剧好看吗？’他们点点头说：‘我们天天看呢。’有这话，看来我没白拍。”

　　■尤小刚导演——《凯旋在子夜》

　　同是在1986年，尤小刚导演的《凯旋在子夜》开创性地在中国荧屏上出现了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在剧中，战争氛围、大场面、大场景已经不仅仅是衬托主人公活动的外在的独立的背景，而参与到主人公的生活历程之中，与他们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息息相关，成为全剧艺术结构不可分割的构成因素，获得了鲜活的艺术生命。作品的主题得以升华，发出了改革开放初期的时代强音：“呼唤崇高，理解万岁”。回忆起《凯旋在子夜》的创作过程，尤小刚有发自心底的自豪：“《凯旋在子夜》可以说是在中国电视剧早期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位置的一部作品，它第一次在中国荧屏上出现大场面、大氛围战争戏，表现出了一种恢宏的气势。这与当时受日剧影响比较深的‘少场景、近镜头、小场面’那种小家碧玉式电视剧完全不同，所以播出后让观众感到非常震撼，全国有好几亿人都看了，社会反响非常好。”

　　20世纪90年代

　　透过“家常”感悟生活

　　■赵宝刚导演——《编辑部的故事》

　　1991年，赵宝刚导演执导的一部《编辑部的故事》以京味儿调侃制造出一场又一场语言狂欢，不仅被广大普通市民喜闻乐见，也深得知识阶层的青睐。业内人这样评价：这部剧以幽默的方式解构了生硬刻板的政治话语，善意讽刺了生活中的丑陋现象。《编辑部的故事》一播出就笑倒了大半个中国。李冬宝、戈玲等北京小人物形象的创作，借鉴和模仿了王朔、冯小刚和赵宝刚等京派文人的特质，凝结了一个地域的集体性格和智慧幽默，让大家头一回发现，原来生活中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以成为制造快乐和笑声的分子。这部剧捧红了葛优和吕丽萍，老演员吕齐、张瞳、童正维也由此焕发了二度春。

　　■郑晓龙导演——《北京人在纽约》

　　1993年，中国第一部“移民题材”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引起轰动。“如果你爱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这是《北京人在纽约》小说的篇首语。据悉，面对出国的潮流，当时有位领导向郑晓龙推荐《北京人在纽约》这部小说，郑晓龙看后觉得，这部小说比较真实地表现了华人在美国的生活，马上找到作者曹桂林，买下改编权，然后就到美国体验生活，找了很多华人华侨、留学生开座谈会。在美国待了半年多，回国开始做剧本。郑晓龙认为，一部优秀电视剧要有两个功能，一个是对现实的批判功能，一个是它的认知功能，这部片子的内容就具有比较好的对时代的认知功能，因为它正好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部分特征。通过谁来表达？通过像王启明、郭燕这样的人。郑晓龙曾说过这样一段话：“人的心灵扭曲的时候我觉得常常比物质生活(匮乏)还痛苦。我希望这个戏能告诉观众，美国不是遍地黄金，你要受苦，要奋斗，这个过程中甚至会丢失自己的很多东西，包括家庭，包括你的人格。”

　　■杨阳导演——《牵手》

　　同是1993年拍摄的《牵手》，让更多的观众开始正视婚姻中的种种困境。导演杨阳在读完王海鸰的剧本之后，脑海里浮现出了《牵手》的旋律——“因为爱着你的爱，因为痛过你的痛”。杨阳觉得，这部作品表达出了人们内心深处对情感的一种渴望，而这正是现实生活中不被允许的一种完美夙愿。“每个人都会有在感情上彷徨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把这种痛苦和矛盾变成一个大家共同讨论并且能够产生共鸣、相互安慰的东西？”但在当时，这样的一部电视剧丝毫不被人重视，没有人认同这个剧本，更没有人肯投资。杨阳曾一度感觉自己像祥林嫂一样，只要见到一个有可能投资的人，就跟对方讲《牵手》的故事，一遍一遍地讲了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杨阳拒绝了所有请她拍戏的邀请，倔强地期待着肯出资的投资人。在反复修改剧本的过程中，她内心的感觉更加强烈——生活当中有太多的人承受着情感的伤痛。她要“把那些无法言说，只能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的疼痛呈现在众人面前，让人得到安慰”。杨阳一直努力着通过自己的作品，向社会传递“正能量”。

　　■杨亚洲导演——《空镜子》

　　之后几年出现的《空镜子》也拍出了生活像散文诗般悲喜交加的真实浪漫。《空镜子》之前，国内的电视剧是“情节大于人物”，从《空镜子》之后有了真正生活化的“平民电视剧”， 剧中那种平静平实的气韵非常少见。导演杨亚洲后来说，当时看本子的时候也曾经觉得“这么点东西能撑起20集吗？”但当他一口气看完20集的本子之后，觉得它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吸引力，“除了担心，更强有力的是它吸引着我，后来我想这原因就是熟悉，那些人和事，太熟悉了”。 从《空镜子》到《浪漫的事》、《家有九凤》，杨亚洲完成了“平民三部曲”。这三部围绕女性为主体展开故事的电视剧热播，曾让人要给杨亚洲冠以女性戏导演的头衔。但他并不这样认为，他觉得刚好是剧本赶上了，女性在表达情感时更加直接、更加丰富，很鲜活，所以表现力更强。杨亚洲说：“我的作品中，每一个细节都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故事和细节都来源于生活，不能是在宾馆里瞎编出来的。人为做作的东西是我的一块心病，我总是想办法把这类东西降到最低。我对演员的要求也是要自然，要生活化，所谓的‘说人话，做人事’。”

　　■沈好放导演——《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

　　电视剧像一瓶纯净水，很贴近百姓，它剔除了污垢，留下了美感。1999年的《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被称为描写平民生活的经典之作，被评价为“充满了贫民式的情趣与辛酸”。这里没有英雄豪杰，没有俊男靓女，吸引观众的是主人公对生活的坦然面对，对苦难的淡然处之。英雄迷梦终会醒来，还得过平凡踏实的日子；浪漫幻想必将破灭，面对的依然是日复一日的生活。我们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幸福，而非虚无缥缈的浪漫。这部电视剧恰恰满足了我们这点小小的需求，塑造了这样一个平民榜样——张大民。他告诉大家“别这儿疼那儿痒地瞎叫唤”，活着就是尘世间的最大幸福。同样是讲述老百姓故事的电视剧，在沈好放导演的镜头里，它们都有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味道。这个味道怎么咂摸怎么有味，就像老北京的炸酱面，色香味俱全，像二锅头一样清洌醇厚。

　　■刘江导演——《媳妇的美好时代》

　　“平民生活”系列电视剧是这个时期的亮点，内容依然讲述发生在观众周围的家长里短，但形式及话题变得更有力量。2010年，一部“刘江出品”的《媳妇的美好时代》走俏荧屏。与很多哭哭啼啼的苦情戏相比，全剧用轻喜剧的方式展现出时下的热门话题：大龄“剩女”相亲、80后的花花公子，第三者横刀夺爱，当然更有婆媳大战等永恒的话题。这些看似很沉闷的家庭琐事，已经在现实中频频上演，而轻喜剧则跳出了原有的思维模式，跳出了哭哭闹闹的边框，将同样的事情换个思路轻松地呈现给观众。导演刘江说：“《媳妇》真实，里面有柴米油盐的味道。也正是因为它的真实，才让观者觉得更加温馨。作为一部立足于家庭、婚姻、经济等生活方方面面题材的电视剧，时时处处都展示出了和现实的千丝万缕。每个人似乎都能在《媳妇的美好时代》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我就是同余味一样的人’、‘我就同曹心梅一样活着’……这种镜子一样的观看效果十分吸引人，男女老少皆宜，每个人都能从剧中找到情感的出发点，都能感受到人物身上命运的起伏跌宕，也能在剧中人物身上寻求到自我情感的出口。”

　　21世纪新百年更替

　　透过“怀旧”正视理想

　　■胡玫导演——《雍正王朝》

　　19９9年伊始，在中央电视台一套黄金时段播出的44集电视连续剧《雍正王朝》轰动一时，让胡玫成了历史正剧的代言人。在男性为王的世界里，胡玫以她尖锐的视角和独特的诠释语言，用女性的方式完美地诠释了男人的故事。从《雍正王朝》、《汉武大帝》到《乔家大院》，胡玫导演的作品都气势宏大，有厚重的历史感。

　　■金韬导演——《长征》

　　2001年的一部《长征》，让多少人的情思回到了那难忘的峥嵘岁月，宛如那段艰辛澎湃大历史的再现，激荡起诸多观众胸中的豪情壮志。“以长征精神拍长征”是该剧的拍摄口号，导演金韬说，像《长征》这样一部戏，省事也能拍，不用跑到雪山草地、不用吃那么多苦也能拍，但是剧组人员对长征有着深切的感情，大家都想真实地把长征这一壮举反映到荧屏上。所以拍这部戏时，一哨人马悄悄杀奔四川马尔康安营扎寨，剧组的拍摄宗旨就是要踏着红军的足迹重走长征路。

　　■高希希导演——《历史的天空》

　　2004年高希希执导的电视剧《历史的天空》是另一种味道，它由预热到温热到炙热，犹如一锅煲了多时的老汤，越来越散发出它独有的味道。人们喜欢它的理由是“因为真实所以抓住人，因为不雷同所以好看”。高希希以人性化的独特视角生动描述了一个彻头彻尾的无产者转变为我军高级将领的心路历程。据悉，他读完剧本又读小说，原著中多处华彩的篇章令他感动，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欲望。高希希说：“以往有些革命历史题材因为太过严肃和程式化，那些英雄人物总给人一种高大全的形象，让观众觉得遥不可及。我很愿意来还原真实的‘历史的天空’，展现‘共产党人如何把石头炼成金子’的精彩过程。”伴随着《历史的天空》的热播，高希希以自己的艺术实力游刃有余地驾驭自己的想象，怀着向先辈致敬的心情，让姜大牙这个不可多见的率真的中国军人周围，又站立起一群具有鲜活个性的艺术形象。

　　■孔笙导演、张新建导演——《闯关东》

　　《闯关东》在2006年闯入电视观众的视野，便一下子吸引住了他们的眼球。这部戏由孔笙与张新建联合执导，其最引人之处在于题材的独特性和故事的传奇性，以及塑造了朱开山这样一个可以经受时间考验的人物形象。导演孔笙的身上有着难得的像孩子般冒险和游戏的精神，他有年代感，但不古旧，愿意用影像追忆年代中渐去的时光，他有一次说：“我在外景组，鲜儿和传武东北的戏都是我拍的，伐木戏、土匪戏等，反正苦差事是我来，我也喜欢拍这种戏。”于是我们看到了剧中人物、场景、色彩都流淌出令人感动的土腥味。《闯关东》的突破在于拍出了“戏魂”——“闯”字，在不停顿的“闯荡”中锤炼和张扬“闯关东”精神，浓墨重彩地渲染除了东北黑土地的地域文化，包括风土人情、世俗生活，也表现出了“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精气。全剧强化悲剧冲突，最大限度地激发了悲剧激情，使作品充满悲壮的意味。

　　■康洪雷导演——《士兵突击》

　　同年播出的那部《士兵突击》也成为一道奇特的景观，被称为“士兵突击现象”。剧中传达的“不抛弃不放弃”精神给很多观众带来了温暖和鼓舞，让观众再一次感动于信念的力量。大家被这部剧感动了，一些大男人看后也一把鼻涕一把泪。从《激情燃烧的岁月》到《士兵突击》，康洪雷的每一部作品都离不开现实的参照和反思。然而，它们毫无失落和悲观，都以积极与昂扬的情绪感染观众。“我并没有营造‘乌托邦’的社会。《士兵突击》播出后引起这么大的反响，证明了我的想法是对的，我更相信我们民族和人民的优秀和伟大。”“好好活就是做很多有意义的事。”这是许三多的口头禅，也是他的行为准则。

　　“我拍《士兵突击》，心里很明确要讲述一个‘相信’的故事。”康洪雷说，在他的现实生活中，一直“很相信、很坚持”。“作为艺术工作者，我愿意表现现实社会的美好，人类的善良，民族的希望。当然，我也遇到过很多问题，但我不喜欢抱怨。”“不抛弃，不放弃”，这是《士兵突击》中钢七连的精神内核，也是康洪雷的人格操守和艺术坚守。

　　■本版文/小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