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要工作八小时，我没有工作是不行的；第二是我需要好好地休息，一天要睡八个小时；第三是剩下八个小时谈恋爱，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三八政策”。

　　“我要我的‘三八政策’”

　　你最近参加很多慈善公益活动，好多事情是相互的，你把爱给了人家，也一定会得到人家更多的爱。

　　我倒没这么想过。2000年，我出了第一本书，叫做《萧蔷》，里面是一些新诗、散文还有我的插画；第二年，我又出了一本《我的三分之一》，也差不多是类似的文体；又隔了一年，我出了一本叫《萧蔷的爱美主义》，是我的第一本美容书。很幸运，这些书在台湾文学榜上获得了冠军或是前三名的成绩，版税也超过了一百万。我打字很慢，每一个字几乎都是自己用笔写的，手稿还都在，我觉得应该把这份酬劳捐出来，这样会更有意义，所以就全部捐了出去。正好赶上那时候台湾有雪灾，又有台风，我并不期待能够起到什么“抛砖引玉”的效果，只是觉得把这些酬劳捐出去会很有意义。

　　可能也是因为相继推出了几本书，所以给人的印象也是“知性美女”。平时工作这么忙，用什么时间去写东西呢？

　　其实我在念书的时候就有用文字记录和抒发自己心情的习惯，而且我高中的时候得过好几次作文比赛的冠军，所以文字对我来讲是比较熟悉的。我以前有写日记的习惯，现在越来越忙，就渐渐变成了“周记”，然后是“月记”，再后来就变成了“季记”，但还是习惯把自己心里的想法做一些整理。尤其是在出书的时候，我至少要拿出一个月的时间专心处理文字，但所有的感觉还是积累了好多年的。

　　比如你要写一本书，是感觉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自然流露，还是有感觉的时候就记录下来，最后整理成书？

　　出第一本的时候，我也在怀疑是否真的能出，后来他们看过我以前的作品和文章，觉得我在文字处理方面是可以的。至于我们要在书里透露出哪些讯息和主题，这些都是要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或者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的，我觉得有时候一个好的观念对人的帮助会比金钱来得更多更大。

　　到第二本书的时候这些事就很清楚了，我就是要写一种理想的、柏拉图似的心灵境界，他们问我为什么，我说“三八政策”。我以前是出了名的“工作狂”，曾经有几年的几个月，我每天休息的时间都不到一个小时，所以我有个广告很有名，叫《我每天只睡一个小时》，大家觉得匪夷所思，其实我每天早晨六点到下午两点在A组，两点半到晚上十点在B组，半夜到凌晨四点在C组，回到家洗个澡，敷个脸，可能睡觉的时间都不到一个小时，早晨六点又要出门赶另外一个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自己整个人是飘浮的，我的人生无其他，无亲情无友情，更妄论爱情，不要问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不要问我生活的品质是什么，不要问我人生是什么。我只要在现场的时候，我的精神状态，我的眼神，我的表演都是最好的，所以练就了很快看一眼台词就能够把它吸收和释放出来的能力。在2000年要写书的时候，我觉得那好像是一种自我检视，在极端的压力下自己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这几年来我开始调整。调整分三个部分，第一是要工作八小时，我没有工作是不行的；第二是我需要好好地休息，一天要睡八个小时；第三是剩下八个小时谈恋爱，或者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所以就有了“三八政策”。

　　“三八政策”有两项是“休息”和“爱情”，是不是因此也失去了些唾手可得的名利？你无怨无悔？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扮演着“上天的剧本”，很小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感觉，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碰到什么，如果你不翻到这本书的下一个章节，你也不知道自己会碰到谁，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我一直在忠于自己的原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