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一篇记者手记引起全国媒体一个月跟踪讨论 李银河向广州地税局补缴15元税款

　　今天，距李银河博士接受本报收费采访事件过去了整整一个月。一个月来，一场讨论在全国媒体中展开：接受采访是否应该收费？收费后要不要缴税？它是市场行为问题还是新闻伦理问题？各种评论可谓铺天盖地。
 
 
　　对于事态的发展，本报记者始料未及，而作为当事人的李银河博士也因此受到了种种困扰。在争论的喧嚣之余，我们觉得有必要还原整个事情的真相，并给予冷静的思考。而在本文见报前，李银河已经通过本报向广州市地税局缴纳了15元所得税，同时她还向全国多家媒体寄送了税款。

　　媒体制造文化产品是需要成本的，我们的专业知识就是成本之一。如果报纸是免费发放的，我们可以考虑不收费；而如果你们报纸是卖钱的，我们不应当成为你们节省下来的成本。 __李银河

　　作为提案的发起人和执笔者，李银河不仅是以一个‘学者’的私人身份出现，而更多的是以‘提案者’的公共身份出现。作为这个‘提案’最知情的人，她有义务告诉公众，这个提案讲了什么，有什么意义？这时候‘收费采访’，限制了记者的采访权，也阻碍了公众的知情权。 __林金芳

　　“她是一位真正的学者”

　　3月份的北京，全国“两会”的召开吸引了各地媒体的一致关注，著名学者李银河博士提出的《同性婚姻法提案》，以其独特性和超前性也成了新闻热点之一。

　　3月上旬，本报“两会”的采访记者，准备就此问题专访李银河。李银河的助手郑小姐回复说：“采访李银河要付费，一个小时500元，15分钟以内的采访可以不收费。”

　　当时，本报前方记者意识到，两会期间，收费采访问题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关注，于是亲自体会付费采访。

　　经过联系，李银河答应3月8日16时在南三环方庄她的住处接受本报记者的专访。当天下午，本报三位记者带上足够的采访费后，15时40分就到达她家所在的公寓。不过，李银河的助手郑小姐说，李银河正在接受另外一家媒体的采访，16时整才能结束。采访时间掐得这么准，大概前面那家媒体也是付了钱的。

　　20分钟很快就过去了，前一拨记者刚离开，本报记者就进了门，那是个30平方米左右的小居室，床、电视、电脑全在里面，李银河说，除了郊区有一幢别墅外，她平常居住、工作都在这里。当时，李银河穿着宽大、随意的衣服招呼着记者坐下。与她做学问时的无畏精神相比，生活上的她看上去很矜持。

　　因为采访要付钱，记者没说什么题外话，谈了“同性恋婚姻”，也聊了“女性维权”。

　　接下来，谈到有关采访收费的问题，她首先强调，虽然自己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同性婚姻法提案》，但她不是政协委员，不算负有公共责任的人，因此没有接受采访的义务。另外，李银河还说：“学者时间很宝贵，要求采访的人很多，收费可以屏蔽掉一些采访。境外媒体付费更高，BBC采访5分钟付费50英镑；凤凰卫视15分钟500元。”

　　采访结束后，李银河似乎有意回避收费，她让记者把钱交给助手郑小姐。当记者问给多少钱时，站在身后的李银河回答说：“现在是5时过几分，采访一个小时多一点，就按一个小时收费吧。”

　　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采访费的缴税问题，本报记者到北京采访前，不可能预料到采访对象要求收费，因此事先也无法代扣代缴，而李银河当时并没有主动提出交税问题，也没有说明那500元的收费是税前的还是税后的，甚至也没有给记者出具收据以及其他任何凭证。没想到，交税问题事后成了网上诸多评论质疑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