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三年的谈判协调，一度作为“资产”上市的北京八达岭长城的经营权，终于从上市公司收回，重新由政府控制。

　　虽然我们无法获知谈判内幕，但其复杂艰难程度却不难想象。和国内许多其他著名风景名胜古迹一样，八达岭长城的经营权，也曾一度在“两权分离”的名义下，与不可更改的国有所有权“剥离”，而由一家企业作为经营资产整体上市。在市场经济、法制社会的环境下，这样的经济契约具有充分的合法性，也理当受到法律的保护。而在另一方面，这一管理体制却又与2002年修订的《国家文物保护法》，及2003 年开始实施的《北京市长城保护管理办法》相冲突，而且经过实践的检验，已经有大量的事实可以证明，文物古迹的“两权分离”、企业化经营，已经给许多文物古迹造成大量难以挽回的损失。因此，政府收回长城经营权，又是合理、合法且顺乎民意的举措。如何化解难题，顺利收回长城经营权，确是对政府保护文物的决心和应对棘手难题能力的考验。

　　不管经过了怎样的艰难过程，政府收回长城经营权的目标终于实现，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文保专家，终于可以不再担心企业为了追逐利润最大化，而在长城身上“挖潜”、“搞活”。

　　不过也应该看到，政府收回经营权，只是减少长城破坏力度、加强长城保护的第一步，如果没有保护观念的根本转变和对“经营”冲动的自觉抑制，而只是经营权属和经营主体的转换，则长城保护依然很难有根本改观。

　　从根本上说，文物古迹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本来就是政府行为。全国各地文物古迹实行“两权分离”的实质内容，无一不是将文物古迹的实际控制权交予企业，而由企业对文物古迹进行“经营”，而其社会背景，则是随着旅游热而显现出来的“旅游经济”的巨大商机。各地政府热衷于将本来完整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且实际上无法分割的所有权、经营权人为“分离”，且将其中的经营权交予企业行使，所给出的公开理由是，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无力对文物古迹进行有效保护，因而借助企业的资金和经营实力，开发文物古迹的潜在价值，将文物古迹的经营所得的一部分，用于文物保护，实现“开发式保护”或“保护式开发”。

　　十几年过去，企业经营所得中，究竟有多少被用于文物古迹的保护，我们不得而知，可以确知的是，获得文物古迹经营权的企业，在其经营过程中充分发挥其逐利天性，对文物古迹的“潜力”进行无节制的“挖掘”，名山修索道、张家界建“天梯”、水洗“三孔”等各种匪夷所思的行为，其核心思路无不是要将文物古迹或名胜山水所积淀、蕴含的自然、人文价值，以最快的速度变现，以实现企业收益最大化。而各地政府在这一过程中也并非超然，原本掌握在政府手中，却因各种严格的保护政策限制而被控制得很“死”的经营权，却在“分离”给企业之后，因避开政策限制而被“盘活”，企业对文物古迹竭泽而渔的同时，也给“靠山吃山”、“靠古吃古”的当地，带来客流、商机、税收、就业，甚至还有政府股份可以分红呢？

　　因此，此次八达岭长城的经营权被政府重新收回，无疑是一个进步。有着自身及其他文物古迹在“经营”过程中被破坏的教训，代表国家行使长城管理权的政府部门，理当慎用甚至“封存”回到自己手中的经营权，切不可把收回经营权庸俗地理解为重新获得了“经营”长城的权力，进而把政府变成另一个企业。时过境迁，无论是政府财力，还是文物保护观念，都有了巨大进步，地方政府完全有能力，也更有义务，从根本上摈弃“经营长城”的观念，让长城在我们的手上得到细致的呵护，传给我们的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