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发布的“2006中国慈善排行榜”透露出一些新的信息：年度捐赠额度增长了三成。年捐赠额超过1亿元的慈善家就有4个，刷新了慈善排行榜的历史。捐赠超过100万的人数的总体捐赠额度，都超过去年。然而，跨国公司对中国的公益捐赠非常少。中国上市公司同样冷漠，有数百家上市公司2005年度的公益捐赠数据为零。

　　一方面是在道德压力和为善意识觉醒的双重作用下，新财富阶层慈善热情普遍升温，而慈善捐款的另一极，以跨国公司和上市企业为龙头的企业捐款却表现逊色。在享有外资企业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均列入成本免税的政策下，跨国公司也没有表现出比国内企业更高的捐助热情。在今天，企业承担社会责任已经成为国际潮流，哪家企业不愿意承担责任，在国际贸易中就会受到质疑，甚至为生意伙伴所排斥。在中国的跨国公司敢于这么做，主要是我们提供了纵容它们不为善的“宽松”环境。

　　对于中国企业来说，捐款减税的问题让人头疼。我国税法规定，企业所得税的纳税人用于公益、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度纳税所得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免除。个人向慈善公益组织的捐赠，没有超过应纳税额的30％的部分，可以免除。按照3％捐赠免税的政策，不仅不能给企业带来多少税收减免，还要对限额以外的捐赠支付税费，捐款越多，纳税越多。这实际上是不鼓励企业捐赠。而美国1969年的税法沿用至今，对于企业捐赠的免税比例是11％。无论是着眼于国内的现实，还是与别国横向比较，1994年定下的3%的免税额度已经过低，应该改改了。

　　此外，申请退税的繁琐手续是企业和个人共同的拦路虎。民政部救济司司长王振耀去年体验了一次申请退税的过程。他向中华慈善总会捐了500元钱，而申请减税的手续竟多达10道，整整办了两个月。此外，慈善事业运作的透明度不足也引起了企业和个人的担忧。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日本人通过内地一个慈善组织捐献了一座乡村小学，后来发现建成的乡村学校比图纸上显示的小很多，大失所望。

　　可见，企业对公益捐赠热情不高事出有因，不能一上来就扣没有社会责任的大帽子。企业、富人与穷人共同使用社会资源，前者因为各种便利条件得以积累财富，而后者因为条件缺失而陷入贫困，前者对后者负有因过分占据资源的补偿义务。但这只是个宏观的因果关系，在各方面关系尚未理顺时，应该允许企业和富人保持选择的权利，而不宜轻率举起道德的大棒施加压力。

　　作为国家来说，应该创造条件鼓励企业和富人去捐赠。对企业和个人的慈善捐赠应给予足够的免税待遇；免税的程序也要简化；承认慈善组织的独立社会地位，但其透明度要增加，应该每年公布善款运用的审计报告，提取善款用于行政费用的比例要定出上限。此外，人过留名，雁过留声，慈善家们虽然未必图名，但应该以各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形式给予表彰，比如通过纪念碑让他们的善举流传后世，通过慈善榜的发布把他们的事迹广而告之，等等。当这一切都做好了，有利于为善的大环境也就形成了。到时候，慈善事业是否红火就是一个经济发展程度的问题，而不是有劲使不上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