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双危机是不是中国的抄底机会
徐立凡 财经专栏作家
欧洲正在呈现出双危机发作的特征。一方面，事实证明，输血式的救助并不能让希腊债务危机有所缓解，相反，倒可能把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元的主要基石也拖下水去。另一方面，在主权信用违约的风险之外，欧洲银行业也陷入泥潭。欧洲46家大银行的市值差都大幅缩水，而穆迪14日又将法国兴业银行和法国农业信贷银行评级下调，等于给欧洲银行业贴上了危险的新标签。
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三周年之际，大西洋另一边的欧洲的双重危机，似乎是在提醒人们，危机有多深重。在这个时候，中国再次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比如，一条未经证实的“意大利已与中投公司洽谈购买意债”的消息，就足以令欧美股市瞬间兴奋。而在意大利官方出面否认此消息后，股市又应声下跌。
这一切，与2008年底到2009年时何其相似。同样是银行出了问题，同样是冀望于中国的出手。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对待欧洲的双危机？
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做法可为殷鉴。从2001年加入WTO到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主要是以学习、适应中国规则的姿态出现于国际舞台，这个姿态也确实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金融危机爆发以后，中国在当代史上第一次被视作世界经济的救世主。这种情况鼓舞了许多人的情绪。在以更主动的姿态修改国际金融规则、参与国际经济事务管理的同时，“抄底华尔街”等声音也迅速放大。然而，事实证明，尽管在国际金融话语权方面，中国确实获得了更多的权重，但是，并未有效改变国际金融规则。不仅如此，在美国金融机构的形势初步好转以后，在中国关心的地缘政治和贸易领域，反而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摩擦。过去3年的经验表明，传统国际政经秩序的主导者，欢迎的是中国以“金主”的身份发挥作用，而不是规则的修改者和制定者。欧美危机之于中国的机遇，是战术性的而不是战略性的。
由此来看欧洲的债务和银行危机，应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就比较清楚了。欧洲乐见中国购买更多的欧元和欧洲债务，这是确定的，但是，能够给出的回报不会超出货币和债权收益率的范围。对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军售解禁、中国企业准入、欧盟和欧元区自身改革等更具有战略性的问题，恐怕不会因此获得大的进展。
我们真的需要更多的欧元和欧洲债权以继续扩大外汇储备吗？显然，中国真正需要的是更深层面的互信和更大的战略空间，而不是纸上财富。
更重要的是，仅凭中国自身的力量，不足以充当什么救世主。一方面，从金融危机到后危机时期，许多案例表明，中国在投资海外业务方面还有许多欠缺的知识要学习，还有许多教训要总结。假如没有总结就贸然大规模投资，可能带来巨大的潜在损失。另一方面，要清醒看到，中国自身在产业结构调整、经济转型、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方面还有许多未竟之事要做，中小企业的经营风险也居高不下。
从这个角度说，欧洲双危机不是中国的抄底机会。对待暗潮涌动的这场危机，既不能简单地用短期利益衡量取舍，也不宜用粗放式的“国际义务”去理解。最适当的应对，是把自己做大做强，通过国内市场的进一步发育和法治环境的进一步完善，创造可全球共享的商业机会。只有一个经济和社会健康的中国，才可能长期担当世界经济的发动机，在危机多点爆发的今天，成为真正的稳压器。
从“狙公养猴”谈起
叶匡政 文化学者
无端地想起养猴人的典故。这个养猴人被称为狙公，狙就是猕猴。《庄子》的《齐物论》说过这个狙公养猴的故事，原文很短：狙公赋芧，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芧”就是橡子，庄子想借此故事，劝诫当时的学者不要被“名”所蒙蔽，要注重“实”，也就是事物的同一性。哪知“朝三暮四”一词，以讹传讹，最终竟变得和“朝秦暮楚”一个意思了。
用今天眼光看，“朝三暮四” 和“朝四暮三”还是不同的。早晨为一日之始，猕猴白昼活动量大，当然要多吃一点。晚上睡觉，少吃一点才合理。从这个角度看，猕猴的喜怒是有缘由的，只是人们不了解猕猴的喜怒罢了。对狙公来说，结果虽然相同，但因分配方式的不同，效果也就不一样。如果把人生比作早晚，现今的高房价，引发的正是“朝三暮四”的效果。多数人最具活力的青春时光，都是在狭窄逼仄的环境中度过，等到老时欲求低了，反而住进了宽敞的豪宅。只是这种“朝三暮四”的社会分配，极难像狙公那样轻易调整过来。
不过我想起的养猴人，还有另一个典故。它出自明代刘伯温的《郁离子》，像对庄子寓言的续写。说的也是一个狙公，每天都给他养的猕猴分配工作，采摘山中的果实。晚上猕猴回来，狙公让它们交出所采果实的十分之一。靠猕猴采来的果实，狙公活得很滋润。偶尔有不交果实的猕猴，狙公便对它们棍棒相加。猕猴虽苦，却不敢违抗狙公。直到某日，有只小猴子突然问：“山中的果树是狙公栽的吗？”众猴说：“不是，都是天生的。”小猴子问：“不是狙公就不能采吗？”众猴答：“不是，都可以采。”猴子问：“那我们为何要被他役使呢？”小猴的话没说完，众猴便醒悟过来。那天晚上，它们等狙公就寝，打破了栅栏和木笼，取出储藏的果实，相携而入树林中，再也没回去。狙公最终因饥饿而死。
刘伯温在寓言的结尾，反问得很有力：人世间用权术驾驭民众而无道理和法度的，他们就像狙公一样吧？只是民众迷惑而未觉醒，一旦受到启发，他们的权术就走到头了。很显然，刘伯温讲的狙公和众狙，指的是执政者和民众，这个寓言讥讽的也是腐败的政府终将因苛政虐民，而引发民众的反抗。果然，刘伯温写完《郁离子》后，便出山开始辅佐朱元璋。不仅协助朱元璋制定了灭元方略，还建议朱元璋以“大明”为国号招揽天下和民心，成为明朝最重要的开国元勋。
刘伯温写作《郁离子》时，已近50岁，元代官场上数起数落，后弃官归隐青田山中，写下了《郁离子》。刘伯温生活在多事之秋的元末，目睹了当时政荒民困、生灵涂炭的现实，所以他一再强调治理国家要以民为本。执政者如“志利而忘民”、“见利而不见民”， 横征暴敛索取无度，则为执政的“危之道矣”。他还拿“治圃”作喻，警告执政者：“有司取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几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如果只知榨取，竭泽而渔，只会导致物尽民穷。民既为国之本，治国之道在于如何凝聚民众的力量。刘伯温认为：“民犹沙也，有天下者惟能抟而聚之耳。”他拿尧舜治理作比较：“尧舜之民，犹以漆抟沙，无时而解”，而“三代之民，犹以胶抟沙，虽有时而融，不释然离也”，而“霸世之民，犹以水抟沙，其合也若不可开，犹水之冰然，一旦消释，则涣然离矣；其下者以力聚之，犹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
更重要的是，刘伯温一再强调诚信治国，认为用暴力不能治民，而玩弄权术更会不得民心。“先王之使民也义而公，时而度，同其欲，不隐其情，故民之从之也如手足之从心”，如果“所用者无非掊克之吏，所行者无非朝四暮三之术”，不要以为“人不知之”，实质上“人皆知之也”，“故子以是施诸民，民亦以是应诸子，上下之情交隐矣”，导致“徒见其貌之合，而不知其中之离也；见其外，而不察其心者也”，最终会“上罔下则不亲；下罔上则不孙”，这就是国家动乱的根源。
应当说，刘伯温的这些思想，与《尚书》中的“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孟子所言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等民本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这些思想也因此成为元末反对专制统治的主要力量。
“格”的悲喜剧
张国庆 国际问题专家
我们中国人和“格”是有着不解之缘的。小时候写字要在方格本上写，玩游戏玩的也是跳格子，长大之后做事被告诫不要出格，升迁荣转要讲资格。但凡事都有两面，对“格”的过于看重，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人才的起用和创新精神的弘扬。
应该说，论资排辈，自古有之。北魏后期，针对官多人少的现状，吏部尚书崔亮制定了“停年格”的选官制度，选人以年劳为制，由唯才是举变为资历取胜。停年格实行后，“沉滞者皆称其能”，但也引起很大非议。吏部郎中薛琡甚至讽刺说：吏部留一个人管官员档案就行了，有空缺时看看谁够年头就可以了，要你吏部尚书做甚？停年格的做法一直陪着北魏走向灭亡。
而最终形成“格式化”却是唐朝的事情。唐初的时候，主管人事的吏部选拔人才只看能力、不看资历，引得英才辈出，读书人都感到很有盼头。合理的用人机制和对干部的大胆起用，在很大程度上营造了盛唐气象。只是到了唐玄宗开元十八年（公元730年）才重新看重了用人之“格”，规定不论什么人，一律按年限、资历和考绩升迁。后来虽有反复，但到了五代，还是恢复了“格”的做法，并从宋朝开始延续下去。
此后的大多数时间里，熬年头也便逐渐成为多数平庸之辈晋升到他所不胜任的位置上的一个希望。中国社会也就这样在大多数时间里死气沉沉、慢吞吞地走进了现代世界，直到西方列强打上门来。
崔瑞德在《剑桥隋唐史》中特别指出，“地方行政改革的成功与否归根结蒂取决于被任命的人，他们的质量又取决于任命官员的标准和方式。”可以说，唐乃至清康熙、雍正时期的盛世在很大程度上与合理的用人机制、大胆起用干部有着很大关系。
蔡元培与梁漱溟的故事也发人深省。蔡元培时期的北大不看重学历和资历，只看重能力。当时，没有大学学历的年仅24岁的梁漱溟，在《东方杂志》发表了一篇《究元决疑论》，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蔡元培看到后，感觉他是个难得的人才，遂决定破格请正准备去衡山当和尚的梁漱溟来北大讲授印度哲学。如果不是蔡先生的慧眼与胆识，梁漱溟也许就真的要出家当和尚去了。
西方管理学名著《彼得原理》，则深入剖析了横亘古今的人类痼疾——不称职现象。彼得原理的核心内容是，晋升可以发挥人的潜能，但也易使人达到不称职的位置，从而降低“产出”。随着晋升的加剧，不称职者的逐渐累积，机构就会变得臃肿，效率也将变得低下，社会也终将停滞或倒退。所以，盲目地追求晋升，不仅会给个人带来痛苦，引发“不称职综合症”，而且也会给社会带来危害，造成整体的“生存不称职级”。
在这种晋升体系中，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少犯错误，这也使得古代中国从来不缺乏养生之道，更使得明哲保身成为从政原则。贤才能士也不得不与岁月较量。由于大家都心照不宣地维护着保守的局面，与众不同的人及其力求变革的主张便常常显得不合时宜、不受欢迎。创新精神遭致系统性压制。
可以说，保守、无原则的宽容和不思进取，在很大程度上是“格式化”这种晋升体制的产物。而更重要的是，那些杰出的人才也有其不胜任的职级，他必须跳过那些不适合他的职级，以尽快到达能充分发挥其作用的位置。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古今中外的领袖人物，很少有人是从最下层一步步熬年头上来的，如果一定要让他循规蹈矩、按部就班，他的锐气、灵气可能早就磨逝了，而他个人和国家的机遇也早已错过了。
为此，西方通过文官制度和选举制度来平衡和优化个人的发展。它通过文官制度使适合亦步亦趋发展的人一步步地按制度升迁，并享受良好的退休待遇。而对于有个性、有抱负、不愿意按部就班的人，则给予诸多破格提升的机会。在美国，许多高官都是直接被总统从教授、律师、记者的岗位上选拔出来的。
一个人穿的鞋过大和过小都会很别扭，古老的“格”不仅老化了中国，也夺走了许多个人的舒适与快乐。而若每个人都能满足于自己称职的位置，不一味好高骛远，则不仅自己胜任愉快，而且也能为社会做出更大贡献。如此看来，“不拘一格降人才”实在是有着政治学、管理学和心理学乃至保健学的多重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