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9月9日在官方网站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要求坚决反对和抵制以“服务大局”为名、行危害大局之实的一切错误观点和行为，坚决防止因强制执行违法或不当而导致矛盾激化、引发恶性事件。通知要求，凡是不符合法定受案条件以及未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的申请，一律退回申请机关或裁定不予受理；凡是补偿安置不到位或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合法但确有明显不合理及不宜执行情形的，不得作出准予执行裁定，同时必须严格控制诉讼中的先予执行。
有学者认为，当前中国一定程度上出现了“上层逃离、底层沦陷”的状态，背离了“先富带后富”的设计轨道。此论是否准确且不说，但必须承认，只有正本清源，守住环境保护和底层权益保护的底线，未来可持续发展才能获得基本保证。
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说，当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比较突出的问题，是留守儿童和农民工随迁子女教育问题，以及学校撤并引起的少量孩子辍学问题。要逐步健全随迁子女义务教育公共财政保障机制，由输入地政府负责；抓紧研究制定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办法。温总理说：“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学生都有学上。如果学校撤办，孩子们上学的路途遥远，而使孩子辍学，就与我们的政策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解决农民工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后在输入地参加升学考试的问题，关键是要突破学生考高中、考大学的户籍限制。这个问题困扰多年，每年都间接涉及几千万人，不能再拖了。孩子是国家的未来，他们的成长和教育，一刻也等不起。
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凯利商学院担任金融学及房地产学兼职教授的陈剑博士，根据搜房网的中国房地产指数系统百城价格指数今年8月份的数据，和美国全国建筑商协会购房机会指数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进行比较，发现中国的房价已经全面超过美国，城市平均房价要比美国高14%，标准差为7%，而且这个差别不仅体现在一线城市，也体现在广大的二三线城市。考虑到中美两国的工资收入差异，中国老百姓的负担的确很重。
事实上，除了房价之外，中国内地的车价、进口奢侈品价格等也大多超过美国。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因为行政性投资和行政性消费很大程度上推高了物价。比如，每年财政收入仅50多万的广东云浮都杨镇政府，基本建设负债超过2亿元。即使将全部财政收入用于还债，在不计利息的前提下，要用400年时间才能还清。债主除银行等大头外，还有约60名个体老板。老板们都不是慈善家，固然他们可能是因为有求于政府，不得不从，但背后更有可能的一个逻辑是：他们出借的钱，说不定早就通过承包工程一类赚回来了。方法就是大幅度“做高”造价，类似的“机关”多得很。
今年以来，大量资本进入“影子银行”：一是中小企业和个人以土地、房屋抵押等形式从银行贷出的款项；二是国有上市公司将大量超募资金和银行信贷资金以委托贷款形式进入“影子银行”，最高利息将近25%，有些公司的利息收入甚至超过利润；三是个人或机构通过银行理财产品、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等，将大量资金源源不断注入“影子银行”。“影子银行”年利息最高达到60%，实为高利贷。
除非短期临时周转，平均毛利润不到5%且前景不明的制造业，绝不会饮鸠止渴地去借高利贷。“影子银行”巨额资金最终去向何方？这是更需要密切关注的问题。当下，只有限购下的房地产业可能成为“影子银行”的最大债务人。如果这样，则又在推高房地产的“隐形价格”，同时为该行业及金融业积聚风险。同时，影子银行和正规银行间的借贷高利差又激发民众和中小企业千方百计向银行和个人借款，通过放高利贷盈利。而监管层和决策层得到的可能是一个假象，以为我们的制造企业生产活动非常正常，就业也正常。这一切，实乃中短期经济发展的心腹之患！
9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提出“官员对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被信任”的问题。文章说，政府、专家及媒体等公信力受损，导致社会信任度不断降低，在一系列热点事件面前，老百姓成了“老不信”。一些官员难以摆脱陈旧的思维模式，习惯于“捂”“瞒”的应对策略，不少地方该公开的信息不公开，这常常使得民众因不了解事实真相而谣言四起，导致政府工作陷入被动。“对老百姓都不信任，又如何奢求让老百姓信任你呢？”
此言极是。建立互信的前提，是政府和官员相信、依靠人民，努力创造条件让人民监督政府，通过群众监督、舆论监督挖掘更多的真相。信任，是人与人之间、百姓和政府之间关系的底线，是一切事业和社会长治久安的前提。
童大焕（信孚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