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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孙文芳在巴勒斯坦难民营前留影（1／4张）
所拍摄的《敦煌进奏院状》照片让中国新闻史提前到了唐朝———
◎文并图/孙晶岩
本版主人公孙文芳
196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后进入国际关系学院学习四年。历任新华社国际部编辑、新华社及光明日报驻开罗分社、伦敦分社负责人，以及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等职。长期从事外事工作，亲历、采访了第三次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
1983年1月，著名新闻史专家方汉奇教授在《新闻学论文集》第5期上发表了《从不列颠图书馆藏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看中国古代的报纸》一文，将我国报纸起源的时间，非常确凿地提前到了唐代。
在该文开篇，方教授写有这样一段话：前不久，根据已故向达教授提供的线索，在新华社伦敦分社记者孙文芳同志的协助下，我高兴地得到了唐归义军“进奏院状”的抄件。这是孙文芳同志应我的请求，亲自到伦敦不列颠图书馆根据该馆所藏原件誊录过来的。唐归义军“进奏院状”是斯坦因20世纪初从敦煌石窟窃走的珍贵文物之一。这份“进奏院状”发报于唐僖宗光启三年，即公元887年，距今约1100年。在举世闻名的《开元杂报》已经杳不可寻的今天，它已经成为世界上现有的最古老的一份报纸了。……孙文芳同志这次代我查看了原件，并在给我的信中作了以下的补充：“原件是一张长九十七公分、宽二十八点五公分的横条卷，纸张是白色的宣纸，比较坚韧，文字是自右至左上下书写的，字写得相当不错。仅存60行，后一部分已佚。”
方汉奇教授所提到的孙文芳，就是我的父亲。父亲走了7年了，可我觉得他一分钟也没有走出过我的思念，他永远活在我的心灵深处。
■一张照片 改写了中国新闻史
28年前，父亲在英国不列颠图书馆查阅到一份资料，他逐字逐句誊录后，拍摄了原件的照片，寄给我并让我火速交给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教授。
当时，我这个毛丫头并不晓得信的内容，只是觉得父亲交办的事情一定是一件重要的事情。我骑着自行车来到北大附中宿舍楼的一间陋室，像海娃那样急匆匆把“鸡毛信”交到方教授手里。
方教授看过信，脸绽成了一朵牡丹，我的心里顿时甜滋滋的。无知的我并不晓得这封信的重要，可是凭着深厚的专业素养，方教授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中国古代报纸《进奏院状》，这份罕见的实物将对我国古代报纸起源研究产生极为重大的意义。
后来我才知道《进奏院状》是英国人斯坦因从我国窃走的7000件敦煌文卷中的一件。这是一份唐僖宗光启三年的官方报纸，也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并由此证明了唐代是中国开始有新闻事业的朝代。
现在方教授写的《中国新闻事业图史》中用的《进奏院状》的照片，就是我父亲当年亲手拍摄的。方教授曾评论说，“如果说，孙樵《经纬集》的《开元杂报》条是我国历史文献中关于邸报的较早的文字记载的话，那么这份‘进奏院状’就是现存的最早的邸报原件。它以自身的存在，证明了孙樵《开元杂报》一文所叙事实的真实性，证明了我国邸报起始的时间，无论如何不会晚于唐朝。……在国内，明朝的邸报已经罕见，遑论唐宋。现在突然冒出一份唐朝报纸的原件来，自然是值得高兴的事。”
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这是父亲对我进行的热爱博物馆、图书馆的启蒙教育，从此，我懂得了图书馆和博物馆是知识的海洋。
父亲一生钟爱博物馆，陪同父亲参观博物馆是我最大的享受，我们经常一起到博物馆参观，像朋友似地切磋讨论，其乐融融。我把父亲遗传给我的爱图书馆、爱博物馆、爱大自然的基因，用来培养教育我的儿子。20年前，父亲送给我两张博物馆年票，让我带着年幼的儿子参观北京的博物馆。那时候，我还没有私家车，但我硬是抱着儿子挤公共汽车，把北京市所有的博物馆“一网打尽”。
■一次采访 披露中东战争真相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埃及（当时称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简称阿联）、约旦和叙利亚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这就是著名的第三次中东战争，又称“六五”战争。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时，父亲就在中国驻阿联大使馆工作，亲身经历了这场战争。
6月5日早晨，父亲刚刚吃过早餐，正准备开始工作，突然听到外面响起了接连不断的爆炸声和高射炮的轰鸣声。父亲急忙跑到使馆的院子里向空中望去，看不到双方飞机空战的场面，只看到高射炮弹在空中爆炸的情景。
埃及当局立即宣布全国实行战时戒严，所有的重要部门和公共设施都有部队守卫。设在尼罗河畔的广播电视大楼里的国家新闻中心更是戒备森严，在楼门口还用沙袋筑起了堡垒。当时，埃及当局不准外国记者到前线采访，关于战争的进展情况，全靠埃及国家通讯社中东社发布的军方战报。可是埃及当局不但没有把事实真相公之于众，反而编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消息。根据埃及最高武装司令部发布的战报，到当天下午2点便有七十多架以色列飞机被击毁，其实这时以色列损失的作战飞机还不到十架。这种水分过大的战报，让外界无法了解战争的实际进展。
当时，父亲完全可以援引埃及媒体的报道，可是对于媒体公布的这些不实报道，父亲忧心如焚，他觉得新闻的生命在于真实。为了让国人了解真相，父亲在开战的当天就驱车冒着枪林弹雨采访。当时埃及当局下令实行灯火管制，街上的路灯不亮了，办公楼和居民楼的窗户必须用深色的厚窗帘遮住，不许灯光透出窗户。门窗上的玻璃，都要用牛皮纸条贴着，防止震碎后伤人。
虽然管制了灯火却管制不了月亮，当时正临近满月，夜晚外出全凭月光照明。那些日子父亲几乎彻夜不眠，用自己亲临其境的采访向国内发回了大量真实的报道。他说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害怕，一心只想把最真实的新闻告知天下。
对外国记者发的稿件，埃及当局实行新闻检查。由于检查官所掌握的语种限制，最初只准用阿拉伯文、英文和法文发稿，后来又增加了俄文。这些语种都难不倒父亲，在大学读书时，他的第一外语学的是俄文；在国际关系学院英语系读书时，他专攻英文；后来又学了第三外语法文；到埃及工作后，又自学了阿拉伯文。
父亲在《“六五”风云——第三次中东战争亲历记》一文中写道：“6月5日早晨，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了！以色列的进攻由空袭开始，第一批四十架满载重磅炸弹的飞机起飞，接着每隔几分钟便起飞一批，总共三百多架作战飞机在天空形成壮观的飞行梯队。它们先从地中海上空低空飞行，完全避开了埃及雷达的视野。然后再转身向南，进入尼罗河三角洲，直扑设在开罗等地的军用机场，进行轮番轰炸和疯狂扫射。停留在停机坪或掩体内的埃及军用飞机，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便被摧毁在机场上。以色列飞机经过三个小时的轮番袭击，基本上摧毁了埃及苦心经营的空军力量。到当天中午时分，埃及总共有三百多架军用飞机、十四个军用机场被炸毁。在基本上歼灭了埃及的空军力量之后，以色列在当天下午又对约旦和叙利亚的军用机场进行空袭。约旦的两个军用机场和二十二架作战飞机被全部摧毁；叙利亚南部的五个军用机场和五十多架作战飞机也被严重破坏。以色列空军所取得的巨大胜利为以色列国防部长摩西·达扬赢得整个战争的速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以色列部队后来插到西奈半岛的西部，在几条交通要道拦截溃退的埃军。为了减轻收容俘虏的麻烦，他们干脆只留下被俘的埃及军官和武器装备，对于被俘的埃及士兵，则让他们脱去鞋子，赤脚走回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以西的领土。父亲曾经在当地的医院见到两名养伤的埃及军官，他们是化装成士兵才幸免于难。父亲亲眼看到他们的双脚被灼热的沙漠烫得血肉模糊，其状惨不忍睹。
当年，看到父亲写的这些报道时我还不理解，沙子怎么能把脚烫坏？后来我到新疆采访西气东输工程，地表温度达到70摄氏度，鸡蛋放进沙子里一会儿工夫就烫熟了。此时，我才理解了让人在炎热的夏季光脚穿越沙漠是多么惨烈的酷刑。
后来陪同父亲查体时，我发现他的血小板偏低，可父亲说他年轻时血小板是正常的。医生仔细地询问了他的经历，说你是在中东接触了辐射源才得的这种病。正是从父亲身上，我懂得了什么叫做新闻的真谛、文学的真谛。
■两本译著 激励后人自强不息
我14岁入伍，只有初一文化程度，却一往情深地爱着文学，并异想天开地报考新闻研究生。父亲得知我考试失利后，从英国写信给我：“晶岩，我关心的不是你能否考取研究生，而是你能否始终保持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如果没有了这种奋斗精神，你考取了研究生也不会有出息；如果你能始终保持这种奋斗精神，你就是考不上也一定会有所作为！”
就在我考研究生的第一年，父亲应邀访问了瑞典。好客的主人为他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参观访问日程，最使父亲感兴趣的，还是亲眼看到了瑞典著名科学家诺贝尔在那里所留下的痕迹。父亲给我来信说：“景色秀丽的水上城市斯德哥尔摩，是阿尔弗里德·诺贝尔的故乡。当我在这座首都访问时，经常感到这位伟大的发明家似乎仍然活在他的故乡。瑞典科学院的常务秘书兼诺贝尔基金会董事宇伦斯顿教授，热情地向我们介绍了诺贝尔的生平，以及诺贝尔机构与奖金的颁发情况。我们还特地去参观了诺贝尔出生的北方街十一号，和他被埋葬其中的北方公墓。诺贝尔的墓碑很普通，可他留在亿万人民心目中的那块无形的纪念碑，却高大挺拔。”
就在这一年，父亲在繁忙的工作之余翻译了埃里克·伯根格伦的《诺贝尔传》。母亲曾经在英国学过英语，不厌其烦地帮助父亲对译稿进行了认真校对，提出了不少宝贵的修改意见。
《诺贝尔传》出版后，父亲又在工作之余翻译了《使上帝发抖的人——斯蒂芬森传》。有一次我过生日，父亲对我说：“晶岩，我之所以要翻译这两本书，是因为诺贝尔和斯蒂芬森都没有上过大学，可他们都成为了世纪超人。有条件上大学固然好，没有条件上大学照样可以成为大科学家、大文学家。你至今连一次考大学的机会都没有，你也许一辈子上不了大学，但只要你锲而不舍地努力，你就会有出息。我的这两本译著算是送给你的生日礼物，爸爸相信你是一个胸有大志干大事的人！”
父亲的话极大地鼓舞了我，在求学之路上虽然屡战屡败，但我却屡败屡战。八十年代中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恢复招生，经过严格的专业课考试和文化课全国统考，我终于迈进了高等学府的大门。
2003年，在非典肆虐的日子里，我瞒着父母冒着生命危险义无反顾地深入北京市第一家收治非典病人的医院，采访真心英雄。离开家前一个劲儿地叮嘱儿子：“千万别告诉姥爷、姥姥妈妈到非典医院采访，就说妈妈去采访西气东输了。”
我自认为做得天衣无缝，其实父亲早就猜到了。他当然知道她的女儿到非典医院采访会有生命危险，可他更知道优秀的报告文学作家首先应该把国家命运、人民疾苦和社会责任放在第一位。
■一块心病 情牵西部扶贫开发
父亲是第七届、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0年全国政协开会期间当时任全国政协委员的扶贫基金会何载伯伯等几位副会长和理事邀请了30多位政协委员座谈，介绍贫困地区的情况，父亲也参加了。后来这些政协委员联名书写提案并在大会上发言，呼吁全社会关注支持西部贫困地区的发展，呼吁要动员全社会力量，加大扶贫力度，尽快帮助贫困群众走出贫困。在这份提案的30多个签名中，就有“孙文芳”这个名字。1992年，父亲开始担任中国扶贫基金会的副会长。从那时起，父亲与扶贫结下了不解之缘。
中国扶贫基金会是中国最大的民间扶贫组织，原国家主席李先念曾任名誉会长，副会长都是由省部级干部担任。作为中国扶贫基金会副会长兼中国扶贫开发协会副会长，父亲跑遍了中国的贫困地区。中国西北部的“三西”地区是有名的穷疙瘩，所谓“三西”指的是宁夏的西海固、甘肃的河西、定西，那里素有“苦甲天下”之称。这些穷地方是父亲经常去的地方。
我曾经利用寒暑假陪同父亲去过河北农村和山东农村，父亲穿着胶鞋大步流星地走在农村的田野上，对农村了如指掌。到了农民家里，农民端上热茶，我这个学过医的人看到杯子上的油渍心里直犯嘀咕，而父亲却似乎视而不见，端过茶杯喝得津津有味。
父亲与新华社《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于有海，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同学。老同学见面，很自然谈起父亲正在从事的扶贫工作。当时，正值《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出台，为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配合“八七扶贫攻坚”这一壮举，父亲和于有海叔叔商量，由中国扶贫基金会和《半月谈》杂志社共同举办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活动。这一创意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于是，闻名遐迩的“全国十大扶贫状元”评选活动就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父亲为全国十大“扶贫状元”的评选和表彰，倾注了许多心血。
父亲以极大的热情关注和支持国家的西部开发建设和贫困地区的发展，并且尽自己的力量动员民营企业家参加到国家西部大开发的建设行列之中。“扶贫状元”中有许多企业家积极参加光彩事业，父亲对于他们到西部参加开发建设的愿望总是大加鼓励和赞赏。
2003年8月，甘肃省临夏州有一个扶贫考察活动，州政府盛情邀请父亲参加。8月初，热辣辣的太阳吞噬着大地，父亲临行前得了感冒，母亲劝他不要到甘肃了。可父亲说：“我答应人家了，答应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为了表示对扶贫的支持，父亲不顾高龄，欣然参加了到临夏州的扶贫考察活动。离开北京前，父亲对朋友说：“临夏我去过多次，这次去不准备参加任何游览活动，就是为了给参加西部开发建设的企业打气、助兴。”
万万没有想到，就是这次扶贫活动，高原缺氧导致病魔夺走了父亲的生命。
■一生磊落 不以柔媚取悦世人
父亲生前虽为领导，却当官不像官。在我的眼中，父亲更像是一名记者。他不论走到哪里，都喜欢详细地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文物特产，还喜欢拿着照相机拍摄各地的风光和人物。有时开着会，他也会从主席台上走下来，拍摄几张照片。再比如，有时机关和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来家里汇报工作或送什么材料文件，临别时他总是推着自行车，把他们送出机关大门。
父亲非常好客，我们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无论是来了部长级的高级干部，还是秘书、司机、保姆、装修工人、木匠，父亲都把人家奉为上宾，拿出家里最好的烟和茶招待客人，用浓重的山东腔和人家谈古论今。父亲从来没有为我们家的人安排工作调动单位走过一次后门，可他却帮助秘书寻医问药，帮助司机调家属，帮助保姆解燃眉之急，帮助素不相识的人解决两地分居……十多年前家里曾经请了个浙江籍的木匠打家具，父亲亲自设计，和木匠师傅一起商量家具的制作。家具打完了，木匠师傅也和父亲成了好朋友，后来成了我们家的常客。
父亲动手能力极强，家里有一个漂亮的玻璃酒瓶子，他把瓶底锯掉，在瓶子里放上瓷器熊猫和工艺品，再连上电线，粘上瓶底，一眨眼的工夫就做好了一个台灯；妈妈的老花镜坏了，他三下五除二就修好了；家里的家用电器经常只有英文、法文说明书，我们看不懂就请他当翻译；父亲还会做一手好菜，当年在开罗工作时，一到星期天父亲就来到中国驻埃及大使馆的食堂，对炊事员师傅说：“您休息一天吧，今天我掌勺。”父亲做的拿手好菜是咕老肉，很受使馆人员和我们家人的欢迎。
父亲喜欢京剧，会拉二胡；父亲还爱画画，我们家至今还保留有父亲画的油画《海上日出》。父亲还画过我出生时住的房子，那是烟台的一个大院子，房前有很多果树；每当我创作一部作品时，父亲总是帮我积累资料，校对书稿；我写的长篇报告文学在全国各地的报纸杂志上连载，父亲看到后总是一一帮我剪下来收藏；我经常在全国各地奔波，父亲就把我的儿子带在身边，帮我带孩子，替我开家长会。父亲提倡活到老学到老，70多岁了还拜我的儿子为师学习电脑，并且很快就学会了用电脑打字……
父母给儿女起名字，往往包含着自己的精神向往。父亲给我取名晶岩，给妹妹取名晶巍，足以看出他对高山岩石的喜爱。我曾经问过父亲他给我取名晶岩的含义，父亲说是希望你像水晶一样纯洁，像岩石一样坚强。石体坚贞，不以柔媚悦人，孤高介杰，君子也，吾将以为师。石性沉静，不随波逐流，然叩之温润纯粹，良士也，我乐与为友。
前些日子，我在喀喇昆仑山脚下采访。喀喇昆仑山是和田玉的故乡，朋友问我：“你的名字和玉有缘，是谁起的？”话音刚落，我的眼眶开始潮湿起来。只要一提起父亲，我的眼泪就像决堤的玉龙喀什河水尽情流淌。这眼泪经过7年的发酵，变得更加醇厚，更加浓烈，更加酸楚，更加深情。
父亲倒在了西部大开发扶贫攻坚的战场，我将沿着父亲的足迹坚定地走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