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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福堂（左）和村民在海防林被毁现场)
■刘福堂察看被烧毁的野菠萝树)
■简介
刘福堂：1947年9月生，河北兴隆人。曾任海南省森林防火办公室主任、海南省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林学会森林防火专业委员会常委、学组组长。在各级报刊发表文章近300篇，50余万字，近20篇获奖。
2011年4月以来，有些消息对海南的蕉农很不妙。有些人说蕉农为了催熟香蕉，大量使用化学品“乙烯利”。农业专家、食品专家、化学专家拼命出来解释，说使用这些化学品对香蕉的品质不会产生影响；又说即使不用，香蕉自身也会分泌这些物质。接下来，是江苏一些瓜农，在种植西瓜时大量使用膨大剂，导致西瓜“爆炸”的消息。随着公众对农产品起了疑心，西瓜和香蕉，这两个最通用的夏日瓜果，在市场上流通的数量和速度突然减弱。
2011年6月28日，微博上到处是海南百万吨香蕉销售不畅的消息，有条微博这样说：“这里是海南《绿色农业进行时》栏目，海南香蕉持续一个月滞销，收购价低到每斤2-3毛钱，还有10到15天就进入成熟期。香蕉种植投入成本高，很多农民都是贷款种植。香蕉烂在地里，农民血本无归啊！求各位媒体朋友转发，求微博里大家帮忙想想对策！海南蕉急！蕉农焦急！”
刘福堂二话没说就转发了这条微博，又赶紧到超市买了一大堆香蕉回来。他说，太便宜了，才一块钱一斤。香蕉是很好的果实，可以当饭吃。
刘福堂年过六十，是个“微博控”。他关心的，不仅是蕉农，更是海南的生态。从海南林业局退休之后，他感慨地说，我现在比以前自由多了，海南岛的生态保护问题，只要我精力所及，我都会奋勇关注。
■年过六十的刘福堂，用微博发布了水椰林被毁的消息，迅速引起关注
在海南，刘福堂的名字为很多人所知，很多人遇到了不平事，就想到来找他帮忙。
海南万宁县礼纪镇石梅村农民陈垂平，六十多岁，几乎和刘福堂同龄，一说话，就像海南土生土长的老年人一样，自称“阿公”。2011年6月12日，陈垂平给刘福堂打电话，说石梅村边的海滩上，一亩多的水椰林正被一家地产商铲除。
水椰是红树林生态系统的一个物种，在中国只有海南有分布，全部加起来，估计最多二三十亩，连片生长到一亩多的水椰，只有石梅村这一片。
红树林是生长在热带与亚热带海岸潮间带滩涂上的木本植物群落。涨潮时红树林被海水部分淹没，仅树冠露出水面，故被称为“海上森林”；有时完全淹没，只在退潮时露出水面，也有人称之为“海底森林”。红树林“心红表不红”，因其树皮富含单宁酸，遇空气氧化后呈红色而得名。红树林不是由“红树”构成的森林，它是近海湿地生态系统的一种泛称。它里面生长着的物种大体有几十种，包括水椰、木榄、海莲、尖瓣海莲、角果木、秋茄、红树、红海榄、无瓣海桑等。红树林主要长在近海湿地滩涂上，对海岸生态系统有极好的维护作用，是鸟类和鱼类最好的栖息地。而消减台风、飓风的第一道防线，就是海防林和红树林。地产商要毁坏这片红树林，为的是建一个国际游艇码头。海南从2010年起要建国际旅游岛，因此，一些人认为，“面朝大海”的高档旅游设施，比预防灾难、保护生态的海防林和红树林，要有价值得多。
生态之急、当地农民之急，就是刘福堂之急。他赶紧坐到电脑边，连上“海南刘福堂”的微博，把消息在网上发布了出去，引发了一些人的关注。第二天一早，他又跟了一条微博说，“不用关注了，已一株不剩地彻底毁完了。我们如果要去看，还是去现场凭吊一些死去的水椰吧。”
第二天一大早，刘福堂与几个网友驱车前往万宁。车也是他从微博上“征召”来的。出发前，他试探着在微博上发了一个征集令，问网友是否有空担任志愿者，“同去同去”。他在微博上留下了手机号码，一分钟后，就有网友打电话来，说愿意一起前往。
一路上全是各个地产商的广告。海南似乎又重新陷入了地产开发的轮回。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海南建省、建特区的消息，让很多人和很多钱为之疯狂，将近十年，数不清的人到海南做起了发财梦，而这发财梦的依托，主要就是地产开发。最后，海南狂潮的后遗症之一，是留下一大片烂尾楼，和少数几个投机成功的地产商。
刘福堂和志愿者们，中午赶到现场。可能是工地管理者都吃饭去了，他们的车从工地大门进入，居然无人阻拦也无人理睬。很顺利地就到了水椰林的“原生地”。一棵水椰都不存在了，地上暴露着一大片面色阴郁的沼泽土。眼尖的人，还能看到水椰的少数残根和败落的果实。旁边立着警示牌，上面写：“此地属本队土地，尚未经市政府等各部门征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使用和破坏。否则后果自负。”落款是“石梅村委会第四组”。
水椰上哪儿去了？是地产商把它移植了，还是被毁尸灭迹了？接下来几天，刘福堂连续到石梅村调查，慢慢地，事实逐步呈现了出来。地产商声称，为保护这片水椰林花费了100万元，移植经过了海南林业局的慎重批准，还聘请了海南林业专家作为指导。但在移植地现场，刘福堂看到，只有几棵水椰孤零零地站在水中，它们能不能活，需要好几个月才见分晓。万宁的这起事件，通过刘福堂的实地调查和微博发布，迅速得到了网络及海南省内外媒体的关注。
国际旅游岛的开发，直接刺激的就是海南海岸线的开发。开发海南的人，许多首先想到开发“海景地产”，这不外乎填海造地和毁林得地两种方式。填海就要破坏海岸湿地和红树林；毁林得地，就要把以野菠萝、木麻黄为主的海防林和基本农田占据。这埋伏下了大量的生态隐患和社会冲突隐患。
万宁的石梅村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就是这个村庄边生长着绵延二十多公里的青皮林。青皮林在中国是海南仅见，某种程度上说，其珍稀性超过了红树林。上世纪八十年代，当时的广东省就成立了万宁青皮林省级自然保护区。但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青皮林遭受了严重的破坏，原本16000亩左右的青皮林，在刘福堂的一次航拍中，估计只剩3000亩左右，如今的地产开发，又使它们面临着新的危险。
■我原来是飞行员，地上做了什么事，天上看得一清二楚。每当我看到那一片片天然林被斧锯腰斩，我的心就像在滴血
刘福堂对网络其实不太熟悉，他又患有糖尿病，打开电脑，一般坐上半个小时，就得休息好长一阵，才可能重新上场。
2007年，按照正常的轮序，他应当退休了。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新任海南林业局长关进平，盛情挽留他多干一段时间。于是，2009年，他才算正式退休，彻底告别任职长达18年的职务——海南林业局森林防火办主任。
刘福堂出版了好几本书：《绿色的呼唤》，记载着他保护天然林的心路历程；《天地良心——我当政协委员的故事》，写的是他主动参与社会事件的详情；《生态斗士刘福堂》，汇总了报刊对他的报道。《天地良心》出版后不久，刘福堂有一天突发奇想，拎着两包书，到了海口的一个广场。那里全是咨询彩票的人。刘福堂把书在椅子上摆开，贴了张纸，写着10块钱1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一个人问津。有个妇女走过来说：“天地良心？这样的书有谁看啊，你要是卖股票圣经、博彩秘笈，我就买。再贵我也会买。”
刘福堂1947年9月出生，河北兴隆人，“在校学的是林业，毕业后干的也是林业，对林业可谓情有独钟”（《绿色的呼唤·自序》），曾就读于北京黄村林校（现林业干部管理学院）。1967年，东北航空护林局到黄村林校招收观察员，他被录取，成为一名航空护林观察员。1988年，海南建省，他兴冲冲地调到海南省防火办。后来，“围绕保卫森林资源这个主题，我写了几十篇提案、大会发言材料和有关文章，拍摄了二十余盘录像资料”（《 绿色的呼唤·自序》）。有意思的是，从《绿色的呼唤》中，可以看到他对森林资源的态度，也有过转变。早年他在大兴安岭时写的诗歌和文章，也出现过杀狼仔、猎“傻狍子”等亲身经历的得意描写，如今他的态度已截然不同。
“我原来是飞行员，地上做了什么事，天上看得一清二楚。什么都别想瞒着我。每当我看到那一片片天然林被斧锯腰斩，我的心就像在滴血。”刘福堂经常重复这句话。1999年以后，海南大面积毁坏天然林，种植浆纸林，甚至准备把公路林、海防林都种成桉树。刘福堂终于忍不住了，挺身出来说话。他的名字也随之出现在公众面前。
1997年，海南正式引入浆纸林项目，投资上百亿元，包括60万吨纸浆厂和配套的350万亩浆纸林基地。一开始，刘福堂便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但那时的他并没有渠道发音抗议。
1998年，刘福堂任海南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开始大规模毁掉天然林，改种马占相思树和桉树等浆纸林。刘福堂看到周遭不断有人卷入这个项目，而他所在的单位更被讽刺性地叫做“浆纸林局”。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刘福堂多了一个头衔——第三届海南省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给了他说话的另一条渠道。
1999年4月19日，省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带着金光集团金华公司的人来到刘福堂的办公室，要求办理野外用火手续。那时，该公司烧山造林，但遭遇万宁等市县政府的抵制，被要求从省林业局办手续后方可烧山。此时，距海南森林防火禁止野外用火开禁只有11天(禁期是每年3-4月)，刘福堂坚持照章办事，请他们待禁期过后再来。他回忆道：“当时那人说，如果你不批，我脸面往哪里搁？我说，是你脸面大还是规章制度大？你们是大公司，你们带头烧，老百姓会跟着烧，那我们就很难管了。”面对来人一个多小时的软磨硬泡，刘福堂面不改色。后来，那人直接找刘福堂的上司签字。
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被公司看中。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三亚市林业局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多厘米。
频繁的灾难终于带来了使命感。刘福堂开始振作，不断地给政协写提案和大会发言稿，一次次发出呐喊。
2005年，他第一次动用手中的权力问责。
那年，海南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其中印尼金光公司的林地发生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竟达56起。5月26日，刘福堂在琼中县察看火灾现场时，在金光公司的林地上发现一片3000余亩的火烧痕迹，十分震惊和气愤。刘福堂还查明，由于金光公司到处违章用火炼山，导致多处跑火成灾，造成中部山区琼中、乐东、东方、白沙、昌江等市县成片天然林被烧掉。
刘福堂连夜赶回海口，起草召开全省森林防火紧急现场会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他拿着报告在省委第一会议室找到了省林业局局长朱选成，当时正在召开各新闻媒体参加的浆纸林宣传表彰大会。
朱选成同意了刘福堂的提议。5月31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奔向琼中县和平镇金光公司违章用火现场。这是一次动真格的现场会。会议通报批评金光公司在五市县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情况，并让各方都派负责人在会议上作检查。金光公司经理也作了检讨，表示“感到痛心和内疚”。会议责令五市县政府和林业公司在一周内向省政府提交整改报告，五市县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但金光公司一直拒交报告，不过，其放火炼山行为始有收敛。
一位参加现场会的副市长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会议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防火工作本身。”
■有些人觉得公布海南毁林情况，是给海南的形象抹黑。其实我也希望海南岛美丽、纯净，讲出来，是为了推动问题的解决
或许，刘福堂是在林业局内，真正认清天然林价值的少数“局内人”之一。他在《呼吁正确认识森林覆盖率》的文章中这样说：
“在海南，只要不人为破坏，许多地方的林木，都可以靠自然更新发展起来，天然绿地到处都是。所以，在海南就没有必要强调森林覆盖率的数量，而应强调其质量。而影响海南森林覆盖率质量的主要因素，是天然林。天然林比例越高，森林总体质量也就愈高；经济林比例愈高，森林总体质量也就会愈低。这主要体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涵养水源、保持水土、调节气候等生态功能上。我省中部山区近些年来森林覆盖率有了很大提高，琼中县已达到81.7%，但从总体的生态功能上看，却有了明显下降。这主要与经济林比例过快增大有直接关系。”
2001年8月的某个晚上，刘福堂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视，看到央视《金土地》正在播放万宁市毁林挖塘养虾的专题报道。他被深深地刺痛了，决定对海南的毁林问题进行一次深入调查。
他向省政协人资环委提出航拍海南岛东海岸线海防林。8月22日，刘福堂登上飞机。一根简易绳索拴在腰间，手握摄像机，空中俯瞰，镜头里的海岛，令他又惊又愤：许多海防林和红树林被挖成了高位池虾塘（虾池水面比海平面要高），连亚洲博鳌论坛会址附近的玉带滩都未能幸免。
时任省政协主席的陈玉益看了首拍资料后，指示要对海南全省海防林全面航拍实录。第二次环岛航拍，刘福堂得到了6小时长的珍贵资料。他将资料压缩成1个半小时的光盘，送至省政协、省政府领导办公桌上，并在政协常委会上播放，观者深感震惊。
面对毁林问题，刘福堂坚持自己有责任为改变现状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第一，我是国家干部，有责任保护森林；第二，我是省政协委员，得做到‘说实话、报实情、出实效’，我必须正确、如实地反映所看到的实际毁林情况。”他说：“有些人觉得公布海南毁林情况，是给海南的形象抹黑。其实我也希望海南岛美丽、纯净，可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讲了，是为引起大家的重视，推动问题解决。我的目的只有一个：唤起更多人保护海南生态环境。”
2011年4月10日，刘福堂和朋友聊天，谈到如何推广环保、增强人们的环保意识时，朋友给他支了一招：发微博，访问多、转载快、影响力大。当天，刘福堂便开通了微博，名字为“海南刘福堂”。在网络上他一直用实名，既是对自己负责也能增强影响力，这有助于他推广环保公益事业。
今年3月初，海口市博学生态村三名村民找到刘福堂，向他反映一宗10多亩果园被毁事件。刘福堂将村民的材料送给有关部门，并且亲自到相关单位催办十余次。启用微博后，刘福堂在微博上发布了这一信息，经博友的转发，引起了关注。4月27日下午，他收到一条私信，发私信的是杨百瑾。杨百瑾曾在国家林业局工作，对森林保护工作异常上心，最近的职务是中国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秘书长，也是少数的退休后开通微博的人士之一。她让他把材料寄到北京，将把情况反映给国家林业局的有关部门。
今天的刘福堂已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微博控”。他的粉丝已经有了10000多名，他保护海南生态林的观点也被更多的人关注。“我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海南生态的保护情况，特别是天然林的保护情况。”
2011年6月25日，刘福堂在微博中说：“中午，在村民陈垂平家吃饭。老陈家门隔一条水泥路，就是一大片青皮林，正开着花，白色的，满树香意，招引着许多蜜蜂、蝴蝶；坐在自家院子里，阳台上，老陈就能闻到青皮林里飘散开来的香味。边喝边聊。陆续有村民过来看望老陈，谈到被毁的水椰和石梅湾的开发，都发表着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老陈的妻子黄清莲过去当过医生，在村里算是有文化的人。‘那片水椰我们都看了几十年，现在一下子没了。我们心里都惶惶的。’黄清莲说，她这心里最近一段时间老是觉得惶恐不安。”
2011年6月29日，刘福堂又在微博上说：“我喜欢批评。我喜欢批评别人，也欢迎别人批评我。善意旳批评比庸俗的吹捧更有益。但批评一定要建立在客观、坦诚、负责旳基础上，切不可随意，更不能掺杂私念。这些年来，我批评的文章写了不少，批评的讲话也谈了很多，之所以经受住了时间和实践的考验，就是因为我牢牢地把握住了这一原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