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36年4月长征途中二方面军保卫局部分工作人员合影，前中戴眼镜者吴德峰（1／5张）
湖北省汉口人。1928年2月经陈潭秋夫妇介绍加入中共。在这期间协助爱人吴德峰做党的机要交通工作。1931年在江西苏区任中革军委机要科科长，后任湘赣苏区主席团秘书，省保卫局特别支部书记。长征时为红六军团和红二方面军保卫局特别支部书记。长征结束后，在西安协助吴德峰做情报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在晋察冀中央局敌军工作部工作，阜平县委组织部长。全国解放后，任武汉市妇联主任，全国妇联执委，全国总工会女工部部长。1974年11月2日在北京逝世。
◎本版口述：吴持生（戚元德之女）
◎采访：本报记者 谭璐
1936年11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瑞士籍的英国传教士勃沙特（中文名字薄复礼）的回忆录《神灵之手》，便已由伦敦哈德尔-斯托顿公司出版发行，书中还附有照片和他手绘的长征路线地图，及红军“湘鄂川黔省肃反委员会”给他开具的释放证明等，这本书成为西方最早介绍红军长征的专著。
薄复礼于1934年10月在贵州黄平县被西征的红六军团俘获，此后随红军长征时间达560天，行程达6000英里，成为红军长征中一名奇特的参加者。尽管事由实非薄复礼本人所愿，但他作为跟随红军长征的唯一一个来自西方阵营的外国人，却有幸亲历、目睹了红六军团及红二方面军转战千里的艰难历程。
薄复礼在《神灵之手》一书中写道：“带去见法官时，法官的妻子始终坐在床上注视着我们。最初，我认为那个女人可能很冷酷，但事实证明她很和善，并好像受过很好的教育。当我告诉他们，我妻子不可能坚持跟他们走这么多路时，法官的妻子宽慰我：‘我也是一个女人，她将会像我一样慢慢适应的。’”
他在称赞别的女性时，仍念念不忘“法官的妻子”，他说：“就像前面提到的吴法官的妻子一样，真是不为环境所动的高尚女性。”他认为红军中“最讲人道的是那些妇女”。
在薄复礼的笔下，他所称的“吴法官”和“法官妻子”，正是本版口述者吴持生的父亲吴德峰，母亲戚元德。
■要使这些人活着出去，作为共产党人和红军正面宣传的活广告
这位薄复礼神父所写的《神灵之手》基本上讲的还都是事实，但是他那个特殊的角色决定了他的局限性，他也没有可能完全了解。我妈妈说，在当时的环境下，部队的番号、行踪、领导人名字对外都是绝对保密的，所以几个能通晓中文的洋人在保卫局跟着一起长征走了很久，却始终没弄清机关名称和每个人的身份、职务和名字，他们一般统称我妈妈为“夫人”，薄复礼的笔下叫我父亲“吴法官”，是不是他看我爸爸戴着眼镜，审讯的时候总会出来，法律知识又很多——我父亲原来就学法律，还做过武汉市公安局长，就这样儿叫他了？他也不知道我妈妈叫什么，是做什么的，就叫她“法官夫人”。
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叫1934年的那次西征为“第一次长征”。1934年夏，湘赣苏区的形势日益恶化，处于敌人重兵包围和严密封锁下， 7月23日，中央命令六军团突围西征，重要任务是作为中央红军的先遣队，由湘赣苏区先期突围，调动敌人，摸清情况，探探路子，在湘中地区开辟一块新的根据地；以便中央红军实行战略转移时有一个立足之地。
按决定，湘赣省委一分为二，由任弼时同志带部分省委机关干部及六军团行动，保卫局全体干部随弼时叔叔走。那时我爸爸是保卫局长，我妈妈也已调保卫局任党支部书记，所以也一起调到六军团。保卫局在长征途中除携带武器、干粮、收发报机、炊具、石板印刷机外，还负责押解 “犯人”，途中抓获、俘虏的间谍、特务、连以上军官、电台技术员、土豪劣绅都交保卫局看押、审理。缴获的收发报机、无线电通讯器材等机要物资，也交保卫局保管。
1934年秋进入贵州地区不久，准备秘密突袭黄平的前夕，部队在驻地附近抓了一批帝国主义“间谍”和“走狗”送到保卫局，第二天又送来几个。妈妈说，记得这两拨人中有两男三女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其中有两对夫妻（即薄复礼夫妇、海曼夫妇）还带着两个年龄不大的小孩，另外一个是新西兰籍英国基督教传教士埃米·布劳斯小姐。审讯时，五个洋人都自称是在教堂工作的神职人员，出于人道，随后将两夫妇中的妇人和孩童也释放了，其他人则以“嫌犯”收审。后来到1936年初，部队又送来一个德国籍的天主教神甫。依照当时苏维埃政权的法令，这四个洋人都以勾结反动政权、宣传宗教迷信、刺探情报等罪名，宣判他们犯有帝国主义间谍罪，判处徒刑或罚款。
我听妈妈说，当年外国教堂林立于全国大小城市，就连偏远的小城镇都没放过。有些神职人员利用合法身份，刺探中国的军事政治、文化经济情报。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沉痛教训，不少的教堂与当地反动政权勾结，成为镇压革命群众和残害革命志士的帮凶。当然，教会中也有不少神职人员，虽与我们信仰不同，但同情支持革命，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当时在贵州的教会，大多支持反动政府和土豪劣绅，指责红军是土匪流寇，是“红”祸。红军每到一处，他们都号召教友坚壁清野，视我们为敌。所以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名处以徒刑和罚款。实际当时主要的目的并不是罚徒刑，而是要罚款，通过他们得到国民党封锁禁运到苏区的医药、电讯等紧缺、急需物资，当然同时也警示教会、洋人不可与我们为敌，打击他们的嚣张气焰。
在我妈妈的印象里，年长的男传教士看上去老练、沉稳，话不多；年轻的男传教士瘦高个，自以为是，爱耍小聪明，易激动、爱争辩，动不动以“上帝无处不在”来说教，因此我父亲、审判员、看守甚至小战士，都爱与他开玩笑。我爸爸曾熟读过《圣经》，所以经常用《圣经》的话去驳他的说教，时常弄得他很尴尬，无言以对。女传教士很胖，妈妈称她“洋小姐”，说她胆子很小，看见老鼠昆虫都会突然歇斯底里大叫起来。
那时候我爸爸作为中共湘鄂川黔边区临时省委肃反委员会主席和保卫局长，多次强调，对这类“犯人”——包括投降俘虏的国民党高、中级军官和具有特别技能的人，特别是外国人，在可能条件下给予最高的优待和特殊照顾，要用我们的精神去感化改造他们，不准丢失和死一个人。只要他们认罪，不与红军为敌，交纳罚金，就立即放人，并保证护送他们到达安全地带。要使这些人活着出去，作为共产党人和红军正面宣传的活广告，而不要被我们的敌人利用，成为他们制造反动宣传、引起国际争端的反面教材和导火索。
■关押在保卫局的几个洋人均在过雪山草地以前有理、有节地陆续释放，临行前都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
妈妈说这几个外国人在保卫局是最特殊的犯人，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一直享受最高最优惠待遇：我们自己没饭吃要保证他们有饭吃，有时还设法供给他们些牛奶面包吃。我们的战士棉衣还没有发下来，就首先解决了外国人的棉衣和防寒用品。
行军走路靠的就是鞋子，每到驻地空闲下来，就要买稻草绳索，组织战士编打草鞋或打被(布)壳、纳鞋底鞋帮，自制布鞋，闲时备做急时用，每个战士背包后都打或挂有一两双鞋。洋人走不惯山路，鞋子坏得特别快。一开始，他们穿不惯草鞋，我们的战士就把鞋子脱给他们穿，甚至连我爸爸的长筒靴、布鞋都送给他们穿了。到后来实在找不到合他们脚的鞋时，他们也只好穿草鞋走路，但是草鞋磨脚、容易打泡，就专门让战士将被单撕成条给他们编织柔软的布“草鞋”穿，妈妈记得“洋小姐”的布“草鞋”是她亲自编打的，打好之后还特意在鞋头给她装饰了一个红绒球，她看了很惊讶，一再说穿着舒适，表示感谢。
妈妈记得，有一次过一个山崖，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峭壁，路又险又窄，几个“洋人”看着吓得腿软发抖，不敢通过。“洋小姐”更是吓得大哭大叫，说什么也不肯过，有的人实在被他们搞得不耐烦了，就向我爸爸提议，干脆把他们处置掉或扔下别管了。出于人道主义，我爸爸坚决不同意，他强调说，他们罪不至死，这个地方荒山僻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荒无人迹，留下他们不是冻死饿死也会被野兽吃掉。他命令战士用一把竹椅穿上竿子做成滑竿将他们一个个抬过去，抬“洋小姐”时，她哭闹不停，不肯上滑竿，最后不得不将她眼睛蒙上，硬捆绑在竹椅上，连哄带吓地抬了过去。在行军中，这位“洋”小姐不断出状况，一次差点连带照顾她的人一起掉进深涧中，简直成为行军的累赘。最后走到一个平坦而靠近村庄的安全地带，我父亲就做主无条件地将她释放了，临走时她表示千谢万谢。我妈妈目送她走了很远，看见她还回头向妈妈致意招手。
这几位还配有专门照顾他们生活的勤务人员，有病了还要给他们寻医找药、单做病号饭。就这样，他们开始还是很不习惯，觉得委屈、虐待了他们，但是时间长了，他们切身体会了红军条件的艰难困苦，亲眼看到战士们在露天席地而眠、穿不上鞋赤脚行军、剥树皮挖野菜煮来充饥，伤病员缺医少药冻饿病逝……他们被眼前的事实震撼了，说红军部队是有宗旨、有信仰的军队，对一大批红军官兵们产生了敬意和好感，后来我们缴获了一张大约一平方米大小的法文地图，能说但是不能写中文的薄复礼还帮忙把地图上的地名翻译出来，给后来的指挥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在这之前，部队用的是中学课本的地图册，只能看看省会、县城、大市镇的大概位置，山脉河流的大体走向，没有战术上的价值。
当然，希望这些外国人从此放弃对红军的偏见也是不现实的。这期间，我方曾多次敦促他们给所在教会写信，索要罚金或我们所需的等价急需物品。听妈妈说，开始他们并不老实，欺红军都是“土包子”，借机夹带情报、信息，甚至每次信送出去后敌人的飞机就来骚扰轰炸我们驻地。所以后来决定他们的信必须用英文写，不能用法文等其他无文字，因我爸爸妈妈在师范学校读书时，都学过英文，后来教书时还都教过英文，只是我爸爸的发音武汉口音重，讲起英语来很特别，我妈妈开玩笑称他讲的是洋泾浜英语，但他看书读报阅读文字的能力确实还是有相当水平的。小传教士曾几次耍小聪明，都被我爸爸在检查时一一点破，所以后来他再未敢利用写信耍更多花样了。
后来，关押在保卫局的几个洋人均在我们过雪山草地以前有理、有节地陆续释放，临行前都为他们举行了饯行宴，并重申红军的政治观点立场，还给每人带上十块大洋的路费。妈妈说，这批人的释放对保卫局来讲也是如释重负。其中薄复礼临别时为了感谢我爸爸妈妈一路上对他们的关照，还将身边带的一个传教用的十字把铜铃送给他们做纪念，后来我的岷生姐姐出生，这个铜铃就成了她的玩具。这个铜铃到现在还有。
妈妈说，长征中保卫局带着不少俘虏。1935年6月，在湖北忠堡战斗中被抓获的国民党第41师师长张振汉，长征时一直跟着保卫局走。不仅在生活上关照他，我爸爸闲时跟他谈古论今地说军事、历史、时事，甚至马列、宗教、信仰，张振汉由刚开始被俘不服气、思想上有抵触情绪，到后来成为我们红军学校的教官。长征结束后回家，他也一直信守对我爸爸的诺言：弃官行商，不再介入军界。1954年我们家到北京后，他经常带着夫人和孩子来看我爸爸妈妈，谈起往事感叹不已。还有一位王铮叔叔，原来是国民党63师的电台队长，我爸爸妈妈做他思想工作后，他帮助红军破译了不少作战方案、行动指挥命令等机密情报，立了不少功劳，后来参加红军并加入了共产党，成为我军当时有数的破译专家之一，解放后曾任第四机械工业部部长。王铮经常看望我爸爸，总是念念不忘我爸爸对他的关心帮助。
■挺着大肚子，妈妈坐着一只脸盆，用手脚支撑着一段一段滑下雪山
我这个姐姐起名叫“岷生”，是因为她出生在岷山脚下。
我妈妈第一次长征、第二次长征各生了一个孩子。1934年夏，爸爸妈妈他们离开黄冈开始第一次长征。妈妈说那时正是三伏天，酷热难挡，而且经常下大雨，道路泥泞难行，尤其是急行军时，困难更大。保卫局的战士背着武器、干粮、发报机、炊事用具还有印刷机等，还要负责押着犯人同行，所以行走速度比较慢，经常是最后一个到达宿营地。1934年10月初，在与红二军团会合前，妈妈在湖南的行军路上生了一个哥哥。临产前，由两个女同志扶着她走出行军队伍，生完就去赶队伍。因为当时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环境非常恶劣，这个孩子根本就没法带着走。所以我这个哥哥生下来连名字都没来得及取，就送给了路边讨饭的。妈妈说，讨饭的还不肯收，我妈妈当时是倒送了他几块银元，他才收下孩子，这个哥哥从此生死不明。做母亲的谁不心疼自己的孩子？但是，为了不影响部队转移，只能忍痛将自己的骨肉舍去。妈妈说她走出很远后，还时时觉得孩子的哭声仍然在耳边回响。
1936年3月29日接中央军委来电，要红二、六军团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从4月下旬到5月初，他们渡过金沙江，爬过雪山进入藏族地区。那个阶段妈妈又怀孕了，我妈妈后来跟我说，那时候怎么女同志特别容易怀孕，她说简直没办法，那个肚皮好像就都不要空似的，所以这些妈妈红军最累了，最辛苦了，怀孕了还不能搞特殊。其实长征时基本不让女同志参加，特别是已婚的女同志，有些参加了的，是因为她们为重要领导人的妻子，而且本身也担任着比较重要的职务。
在过雪山时我妈妈拖着沉重的身体仍坚持做宣传鼓动工作，因为雪山口气候寒冷，空气稀薄缺氧，加上长途跋涉的劳累，长期缺粮营养不良，很多人一停下就站不起来了。妈妈就不断地喊，鼓励大家向前进，不要停留，不要喝水，坚持就是胜利。到下山时，喉咙都喊哑了。妈妈说她因为挺着大肚子，下山实在困难，最后一段斜坡，她干脆坐着一只脸盆，用手脚支撑着一段一段向下滑。最终保卫局基本没有人掉队，胜利到达目的地。
1936年8月20日晚上，妈妈在岷山脚下鲁山铺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叫岷生。妈妈告诉我，长征途中，在我妈妈生岷生姐姐前后的那段时间里，蹇先润阿姨（当时贺龙同志的夫人）生了捷生，蹇先佛同志（肖克同志的夫人）生了碉堡（在碉堡中生的），陈琮英（弼时同志的夫人）生了远征，这些孩子后来都送人寄养。解放后，除碉堡夭折外，都先后找回来了。
1936年，我爸爸与张国焘的矛盾公开化并越来越尖锐，张国焘几次故意陷害我父亲。为了保护我父亲，弼时叔叔决定让我爸爸妈妈离开西北局，跟红军大学先走。与贺龙叔叔分手时，他还专门送我妈妈一把在战斗中缴获的女式小手枪，算作临别纪念，那把枪小得可以握在手掌中，射程很小。但是这一走，一路上道路十分难行，我爸爸妈妈只好将岷生姐姐就地送给老乡寄养。因为当地的习俗一向重男轻女，不愿收养女孩，所以只得又以童养媳的名义送出去。1936年12月1日，我爸爸妈妈终于到达保安城，回到了中央身边。过了不久又花钱将岷生姐姐赎回，用背篓背着孩子，跟着队伍一起走。后来我父母到西安开始做秘密工作，有老婆孩子容易掩护，岷生姐姐也跟到了西安，再后来抗日战争爆发，形势变得严酷，姐姐又被送回老家，先被送去当养女，后来又当丫头，受大小老婆的虐待，吃了很多苦头。
■兰妮姐姐被抱走后，妈妈心里很难过，但要继续革命就别无选择
其实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有遗憾的，总觉得对不起我的哥哥姐姐们。那时候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舍不得孩子，不得不离开了部队。父母共生了我们兄妹9人，除了我一人是一直跟随父母转战南北以外，其他兄弟姐妹都因为战争环境残酷的原因，从小送人或寄养在外，其中3人送给人家当童养媳、养子、丫头，有两人在解放前因病得不到治疗夭折。
我有一个姐姐曾被送出去当童养媳，后来再也没找到。1931年，王明一伙把持中央权力，由于我爸爸在肃反中态度明确反对极“左”路线观点，加上历史上他一直被视为支持毛泽东的路线，而被扣上右倾帽子加以批判。1933年5月，就直接下令撤去我爸爸党内外一切职务，罚去湘赣苏区服徒刑。我爸爸走后一个多月，我妈妈在军医院生下一个姐姐。因为我妈妈生之前梦见一盆兰花，所以给这个姐姐取了个乳名叫兰妮，后来又按哥哥姐姐以出生环境地点取名的惯例取名叫苏生（即在中央苏区生的）。小超阿姨（邓颖超）到医院来看我妈妈，她语重心长地对妈妈说：元德，现在局势越来越紧张了，凡是带孩子的女同志都要疏散回老家去，现在德峰还在挨整，你必须设法要求调湘赣苏区与德峰在一起，否则疏散回家就意味着脱离革命队伍，而且就会与德峰分离。妈妈虽然舍不得，但一想小超阿姨讲得非常有道理，当即点头答应将孩子送人。
那时妈妈住在合作社主任家，他老婆也要临产了，她曾跟妈妈说希望这次生个女孩，好能换个媳妇回来养。因为当时江西农民生活很苦，很多贫苦农民娶不起媳妇，嫁不起姑娘，只要生了姑娘，都要把自己的女儿送出去换个童养媳或望郎媳回来养。妈妈对她曾开玩笑说过：要是我俩都生女孩，我就把女儿送你同志嫂当童养媳养，要是都是儿子就让他们结拜成兄弟。妈妈就请小超阿姨帮忙去这家问问。结果第三天一大早，合作社主任夫妇就提着一篮子鸡蛋来了，说她生了个女儿，已经抱给人家做童养媳去了，她从妈妈手中接过兰妮姐姐说：这妹伢子真漂亮，同志嫂，你放心，我奶水足，决亏不了妹伢子。兰妮姐姐被抱走后，妈妈心里很难过，但要继续革命就别无选择。后来妈妈去看过兰妮姐姐几次，还碰到贺子珍也去看孩子，才知道毛毛也寄养在隔壁的一位老表家。
1933年10月，妈妈到湘赣苏区去前还专门去看了一趟兰妮姐姐。当时同志嫂正在地里干活，她把她两岁的儿子和兰妮姐姐放在田头树下，儿子用一根绳子牵在树旁，爬来爬去，兰妮姐姐的脸晒得红扑扑的，正在熟睡。同志嫂看妈妈来了，高兴地把兰妮姐搞醒抱过来，妈妈抱着就要分别的女儿，泪水止不住地滴在孩子的脸上。临走时妈妈嘱咐同志嫂千万不要给孩子缠足，长大了有机会让两个孩子上学。
但是这一走妈妈再未回过中央苏区，再也未见过苏生姐姐。解放后，爸爸妈妈曾托江西的同志帮忙找过多次，但杳无音信。据说红军走后，那个村庄被国民党血洗了几遍，原来的住户都找不到了。妈妈猜想合作社主任是共产党员，全家也不能幸免、幸存，只好放弃寻找的希望。
父母1954年前从未有过一个安定的家，妻子儿女很少团聚。解放后，爸爸妈妈找回来一个姐姐三个哥哥，这样，我本来在家里是老八，后来就成了老五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