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几乎穿越整个20世纪，又健步迈入21世纪的周有光先生，可以说是百年中国历史最佳的讲述者之一。几年来，口述采访者金玉良女士不论酷暑还是严寒，都坚持每周一次探望周老先生的约定，陪老人聊天，听他讲故事。准备之充分，访问之细致，材料之翔实，可称是当下口述工作的范例。
本版私人史主人公周有光
1906年1月13日，出生于江苏常州一个没落的士绅之家，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1946年派遣去欧美工作。1949年5月，回国供职于上海金融界和经济学界。1955年10月，应邀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后奉命改行，从事文字改革工作。他是现代汉语拼音方案的主要制定者，并主持制定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他提出的汉字效用递减率，汉字声旁的有效表音律，阐述整理汉字的四定（定形、定音、定序、定量）原则，为汉语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直到下放“五七干校”，那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没个明确结论
周有光先生说，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所在单位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简称“文改会”）的造反派打成黑帮、关进牛棚，罪名是反动学术权威。“文改会”的批斗会，起初只对“走资派”拳打脚踢。后来情况变了。一次批斗会，倪海曙作为陪斗被拉上台。照理，陪斗的人不声不响在上面站两三个钟点就下来了。可是，那次造反派有问题要问倪海曙。讯问过程中双方顶了牛。倪海曙的脾气上来，他把戴在头上的一顶法式帽子往地上一甩，很生气。这一甩就激怒了造反派，他们一拥而上将倪海曙打倒在地。这样便开了戒，打完倪海曙，就叫下一个。那个人的罪名是坏分子。上去，不由分说就打；再叫一个人，又打。“黑帮”一个一个上去，最后叫到周有光。周先生说：“我就准备挨打了。上去后，没打。造反派头头说‘今天的会开到这里，你们这些混账王八蛋，滚回去！’我们就滚回去了”。
周先生说，斗争越来越猛烈，几近白热化的时候，上面忽然派军代表领导“文改会”的运动。“文改会”的军代表，看上去人很好，文质彬彬，很懂道理。开大会他对“黑帮”训斥一顿后，宣布：晚间可以回家住，白天继续到牛棚学习、反省、交代罪行。周先生说，能回家吃住，自然高兴。可是，没过多久，突然说他有重大反革命问题没有交代。此事一出，周先生惊骇，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反革命的事。他一次又一次坦白、交代，总过不了关。
有一次专政队的人问他和倪海曙讲了什么？他想，平时和倪海曙讲的话多了，没有反动的呀。两三个月过去了，他回家与老伴张允和说，“实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没有交代的？”张允和就说，你好好想想，平时跟人讲话有没有讲过不合适的话。张允和一句“不合适”的提醒，他突然想起，有一年他和倪海曙闲聊，聊着聊着，不知怎么聊起对对子，聊起世界伟人。倪海曙出“伊凡彼得斯大林”的上联，周有光脱口对“秦皇汉武毛泽东”的下联。谈笑之后，丢到九霄云外，从没想过是对？还是错？
此时他想，这算不算臧否伟人？是不是反革命呢？第二天，带着满腹狐疑早早到牛棚写好交代材料送上去。管事的人看了说：“就是要你的这个‘秦皇汉武毛泽东’。倪海曙已经承认上联，你不交代下联，行吗？你们这是反革命语言，是反对伟大领袖，你们两个是现行反革命。”从此，大字报上周有光、倪海曙的名字旁边又增加“现行反革命分子”字样。成为现行反革命后，周有光几次向革命群众揭露、批判自己的坏思想、坏行动、坏的社会关系、坏的历史。讲完了，台下群众仍然说“不满意！不满意！”。军代表说群众不满意，回去好好再想、再深入检讨。直到下放“五七干校”，那顶现行反革命的帽子也没个明确结论。
■火车开到哪里？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没有人关心这些细枝末节，一切听任安排
1969年，北京各机关单位的职工下放农村。“文改会”是国务院直属单位，国务院“五七干校”在宁夏的平罗。平罗原来叫平虏，在贺兰山东侧的缺口处。南北走向的贺兰山像天然屏障，挡住西面腾格里沙漠的风沙。古代，这个缺口是少数游牧民族和汉民族拼杀的战场。
周先生说，他们离开北京时是深秋季节。事先，有平板车把各家的行李搬运到火车站。傍晚快吃饭的时候，“五七战士”们集合步行去火车站。一路上没有人说话，不仅“黑帮”不说话，所有的人，包括造反派。就这样默默地、一声不响地走进火车站，走上车厢。车厢里一律是硬板座席，旅客全是下放的人。在车上仍然没有人说话。火车开到哪里？沿途经过哪些地方？没有人关心这些细枝末节，一切听任安排。
周先生已经记不清在火车上过了两夜，还是更久？只记得是凌晨到达目的地。一眼望去，白哈哈的一片。是什么？是霜。四周没有人烟，没有草，没有树，没有一点点绿色。下了火车，已经有大车等在那里。大家把行李搬到车上。然后，跟在骡子拉的大车后面慢慢地走，走向他们要去的地方。前行的队伍仍然没有人说话，人们的心情似乎和周遭一样死寂。大概走了二十多里路，看见矮矮的围墙，接站的人告诉他们马上到了。
围墙里面是一排排的房子，墙是泥的，屋顶也是泥土造的。屋顶有一点斜坡，因为当地很少下雨，坡度很小。房间不大，一铺大炕可以睡六个人。屋子里取暖的炉子也是泥巴造的。炉子修造得很好，烧起来暖乎乎的。
出乎大家预料，竟然有电灯。本来这里不通电。筹建干校之初，国务院派人把青铜峡水力发电厂的电引过来，这是周恩来总理为“五七战士”办的好事情之一。周先生说他们运气好，不但有电，干校还打出一口甜水井。宁夏这地方能凿出一口供人饮用的水井很困难。打出的井多半是苦水，有的连浇地都不行。
国务院宁夏“五七干校”共计5000多人，周先生他们这个围墙里住了2000多人，叫“二站”。另外2000多人住在十多里地之外的又一个围墙里，叫“一站”。平罗地区有许多“站”。这个“站”原来是劳改监狱，“五七干校”选择的这两个“站”是条件最好的。改建为“五七干校”之前，把原来住在“一站”、“二站”里的劳改犯搬到其他“站”了。
“五七战士”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情是举手向党、向毛主席宣誓：在这里扎根一辈子。
“文改会”研究员杜××，他从小向往革命。北京大学没毕业就投奔革命，几次被国民党逮捕。解放后，他成了脱党分子，但他的一切行动都按党员标准去做。“文革”中他的罪名是“老叛徒”。杜××在学习会上发言说，我从小向往共产主义，今天真正看到共产主义了。平罗“五七干校”就是我向往的地方，我一生一世不回去。
听了他的话，大家惊诧，是真话，还是假话？他讲了这话，会不会受到处罚？周先生说，很奇怪，他没有受处罚。周先生说经过学习、表态，大家明白，不仅所谓的“黑帮”要待在这里，就是那些革命群众，乃至造反派们都要一生一世生活在西大滩。这里，是他们共同的归宿。
■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
这个冬天，他们除了学习也搞基础建设。他们铺设管道，把围墙外面那口井的甜水引进来；修建一座大洗澡房。周先生说，“的确是优待我们，有煤、有电、有水，水还很好。”平罗有三个煤矿，其中一个矿就有两万多矿工。煤的质量非常好，筛选出的精品煤销往日本。当地人买煤很便宜，干校自己出车，拉一车混有煤矸石的煤只要五角钱。
按照上面要求，下放干部还要与当地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接受改造。第一批，选派二十几名政治可靠的干部去农民家。差不多一个月后，他们回来。从此，再不派干部下去了。周先生他们慢慢知道，当地农民太苦，吃的口粮主要靠政府配给的面粉。当地人只吃白水煮面条加点盐，没有酱油、没有蔬菜。后来，干校种的圆白菜丰收了就送给农民。他们问怎么吃？多数人不懂吃菜。从前，西大滩盛产滩羊，滩羊皮是上好皮毛，很值钱。后来走社会主义道路，割资本主义尾巴，牧民不能随便养羊。
周先生说，平罗的春天是随青铜峡开闸放水才到来的。青铜峡每年“十一”关闸断水，水没了，草枯了，水沟旁边的树变成树干干。一瞬间都死掉了，没有一点光明，没有一点希望。“五一”过后开闸放水，水流到小河里、流到小沟里。眼前豁然开朗，原来看不见的树看见了，青草也钻出地面。塞外变江南，人们的心情也像从地狱回到天堂。
平罗地区因为缺水，本地不让种水稻，“五七干校”是例外。周先生说，“有生以来第一次赤着脚踩在泥水里插秧，虽然插得不好也很慢，但是能坚持。”因为冬天特别冷，这里的水田没有蚂蟥，其它传染病也很少。周先生说在水田里干活，最困难的是挑秧。秧苗，湿辘辘的很重。田埂只有五寸宽，甚至不足五寸，上面全是水。赤脚踩在湿滑的田埂上，走快了踩不稳，要跌下去。跌下去不但满身泥浆，而且要被骂；走得太慢也不行，太慢，脚就粘住了。要掌握好速度，还要维持身体平衡。
四十年后谈起往事，周先生说：“我那时已经65岁，还能挑秧走那又滑又烂的小田埂，不让自己倒下去，至今都觉得满意。”
插完秧，周先生被派去捡骆驼粪和野驴粪。荒郊野岭风沙更大，一阵风来了，人像一根茅草，想站也站不住，要马上蹲下，沙粒打在脸上很疼。没有水沟的地方长不起来树，只有草丛。一丛一丛的叫节节草，大的有筷子粗，一两丈长；瘦小的和牙签一般细。当地人拿这粗的、长的造屋顶，编帘子、席子；细的，短的，当柴禾烧。周先生捡几根细的节节草带回来，他把包在草外边的一层衣皮剥掉，露出象牙一样洁白而润滑的芯子。用剪刀先平剪截断，再斜着剪。这一平一斜两剪刀，就做成一个精美牙签。周先生说，“节节草做出的牙签不像竹子的偶尔有刺，会刺痛嘴。也不像木头的，到嘴里容易变软。”
业余做牙签成为那段日子的一大乐趣。自己做，自己用，也送给朋友。他至今还认为，当地可以建一个节节草牙签厂。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梁讲演
周先生说夏天在田间干活，不是劳动苦，最难受的是蚊虫叮咬。平罗的蚊子不是生在水里，而是生在草里。不是天黑出来而是白天出来。上午十点一过，蚊子就多起来。多到你在空中一抓一大把，往腿上一拍，满手掌都是。过了晌午，天稍稍晚一点，蚊子没有过去，一种很小很小的小虫子，当地叫小咬的就随着风像雾一样地来了。周先生有“小咬如雾蚊如烟”的诗句。
出工的时候，每个人都把腿、脚包裹起来。头上戴顶乡下人那种大沿草帽，并且用朱罗纱盖得严严实实的。怎么热也不能有缝。有缝，蚊子、小咬会钻进来。宁夏的昼夜温差大，太阳一下山马上凉快。下工回到住处，没有蚊子也没有小咬。周先生说擦擦洗洗还是挺舒服的。中午和夜晚好比两个季节、两个世界。
快到秋收的时候，周先生和七十一岁的林汉达老先生去十几里外的土岗子上看高梁地。林汉达是教育革命家、文字改革研究者。上世纪五十年代曾任教育部副部长，1958年被打成“右派”调到“文改会”搞研究工作。他一生做了许多工作，编写历史故事，提倡成语通俗化，向传统教育挑战。
周先生说，看高梁地是有规矩的：不许坐下来；不许站立不动，要走来走去；不许聊天，要一人在东，一人在西。他们所在的土岗子地势较高，四下望去清清楚楚。周围没有人家、没有人影儿；没有人来偷庄稼，也没有人来看守他们这俩个“看秋”的老头儿。一连三天，他们规规矩矩。第四天，他们不规矩了。走一走就停下了，不仅停下来，还坐下聊天了。聊着聊着，俩人竟放大胆子躺下了。
周有光说林先生知识渊博，脑筋好，肚子里面有趣的故事特别多。
只见林先生仰望长空，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成‘拔苗助长’，‘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停了一会，他问周先生：“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周先生开玩笑地回答：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
忽然，林先生笑了起来，他想起一个故事。解放初期他问扫盲班的学员，什么叫遗孀？一名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像白玉霜、蝶霜什么的。林先生追问，这个“孀”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林先生对周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都没有“遗孀”这个词儿，查了几种都没有，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谈得起劲，他们坐了起来，声音也越来越大，像对着上万棵高梁讲演。二人都同意语文大众化必须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周先生举例说，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周先生说，那一天，天上没有云，地上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林先生两个人。他们断断续续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
■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
周先生患“原发性青光眼”多年，全靠麻醉药“毛果芸香碱”滴眼睛。因为有剧毒，被严格控制使用。每次要凭单位介绍信去公安医院购买。周先生离开北京带去的药快用完了，老伴张允和到单位找留守北京的负责人开介绍信。
整个上午，尽管张允和好话说了两大筐。坐在外屋接待她的那位负责人就是不给开介绍信，并且说医务室和医院没有，不要用好了。张允和说：“不用，眼睛瞎了不能劳动改造怎么办？”她继续软磨硬泡。时间将近正午，张允和突然说：“今天，不给开信，我就不离开。你们吃饭把我锁在房里好了。”这时，周天行从里屋拿着写好的介绍信交给张允和。此后，周有光在宁夏的两年多，从未中断过用药。“毛果芸香碱”是小玻璃瓶包装的水剂，每次邮寄需要钉木箱子。开始，张允和老老实实只寄药，后来木箱子越寄越大，除了药品还有张允和自己一口也舍不得吃的糖果、营养品……
斗转星移。1996年1月周先生迎来九十华诞。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等七个团体，联手请了几桌客人为老人祝寿。周天行也手端酒杯过来给周有光夫妇敬酒。在这欢乐的酒宴上，张允和竟热泪盈眶。她拉着周天行的手说，周有光有今天，能看得见，能出去讲学，能写文章，多亏你当年开的那张介绍信。周先生对我说：“人家的一点点好，我们永远不能忘。”
周先生说宁夏空旷，人烟稀少。秋天，常常有西伯利亚飞往印度洋越冬的大雁。一队雁群至少2万只。距离他们“二站”大概三十里有一个很大的芦苇塘，是大雁迁徙的中间站。有的雁群直接飞过去，有的飞到这个芦苇塘，休息几天后再起飞。“文革”时期局势紧张，常有空投特务，“五七干校”夜间要值班巡逻。据巡逻的队员回来讲大雁的组织性、纪律性特别强，夜晚的守卫有三道防线。你一旦闯入它们的警戒线，第一道守卫先发出叫声，声音不很大，大概有十来只的样子。你再走近一点，第二道守卫也开始叫，好像有上百只，你更靠近时，就有千八百只一起鸣叫，叫声吓人。巡逻队员带有电光很强的电筒，就用电筒向它们照了看。这一照，不得了，大雁起飞了。雁群拍打翅膀的声音惊天动地，脚下的大地都在震动。巡逻队员害怕，赶快离开。
有一次，通知所有人第二天清早在“二站”广场听报告。这里的秋天，早晨很冷，但中午太阳还是很晒。周先生担心挨晒，出门时戴了顶大草帽。正在开会，一群大雁密密麻麻，铺天盖地飞来了。周先生说，“飞到我们头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只听头雁一声怪叫，倾刻间大雁集体排泄。雁便就像雨一样落到草帽上、肩膀上。幸亏那顶大草帽，落到身上的不多。可是没戴帽子的人就惨了，不仅衣服上，头发里面全是。雁便黏糊糊弄到头发里，洗也洗不净。这样的怪事，从来没有听说过。”大雁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集体行动？是惊恐还是向这些战天斗地的“五七战士”抗议、示威？人们不得而之。
■王府井新华书店三个大橱窗没什么新书，只有这本《汉字声旁便查》摆得到处都是
在平罗买不到手纸，“五七干校”用各单位带下去的福利金办一个小造纸厂，派人从上海买来小型造纸设备，利用当地麦草、麦杆当原料。生产出来的纸非常好，舍不得拿来做手纸，就供应当地做文具用纸。据说到80年代，这个工厂还在生产。这是“五七干校”为当地百姓做的一件好事。周先生说，“这个工厂我没有去看过，也没有条件为这个工厂劳动。去工厂劳动就变成工人阶级，身份就上升了。我这样坏阶级出身的人，没有资格参加这个劳动。”
周先生说春节过后，北京已经春暖花开，而平罗仍然白茫茫一片，春耕还早呢。这时（1971年）好像政策稍稍宽松一些，周先生第一次被允许回家探亲10天。能回家看看，当然高兴。可是，北京沙滩的家已经没有了。原来的房子大部分被人占了，仅剩下的一间也锁起来。儿子周小平临走将母亲和女儿安顿在他的一位导师家里，祖孙二人住导师家的客厅。周先生回北京，也只有去儿子的导师家落脚。
10天后，周先生准时返回平罗。探亲回来，他发现干校的气氛跟从前不一样了，很少人劳动也没有人分配他去劳动。当年去干校不准随便带书，一个“五七战士”带本诗集，让人发现遭受批判。周先生带一二十不同版本的毛主席语录和一本《新华字典》，字典准许看。探亲回来无所事事，他就坐小马扎在炕沿儿边上，对《新华字典》的字形进行分析。
1972年春天，周先生结束干校生活回到北京。领导给他们开会说：你们是一些社会渣滓，共产党讲人道给你们饭吃。要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那时，周先生每个月领30几元的生活费。家里生活主要靠借债和变卖旧物，一套《大英百科全书》卖了500元。
周先生从身后小书架上，拿出一本1980年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汉字声旁读音便查》的书给我看。他说，说起来是个笑话。改革开放，吉林出版社编辑找周先生要书稿，准备出书。他说没有书稿，只有一些研究资料。编辑说，资料性的也可以当书出版。稿件拿走，很快付印、发行。周先生到王府井新华书店一看，三个大橱窗没什么新书，只有这本《汉字声旁便查》摆得到处都是。周先生这本“五七干校”偷生出来的作品，经历十年“文化大革命”后，在没有任何书籍可供出版的空档，出了一次风头。
作者在后记里写到：“这本小字汇原来是为了研究‘声旁有效表音率’而整理的一份初步加工的资料（1965年初稿，1973年后修改），当初没有打算作为独立的小书来出版。经过‘四人帮’之乱，丢失了许多书稿，而这一小本稿子竟偶然存在，现在又能出版，真是意想不到的收获。”
周先生对我解释说：“‘文革’刚刚结束，不能涉及‘五七干校’的背景，那是犯忌的。所以文字记载，因为某种原因常常不符合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