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柏林维和时曾被枪顶住太阳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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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8月1日，本版刊发中国籍联合国军事观察员出生入死维和的传奇故事———

　　■一位印度锡克族卫兵当场被炸断一条胳膊，顿时成了血人，李柏林一面指挥同事使用武器还击，一面用卫星电台呼叫增援

　　■武装人员当场枪杀5名百姓，其中有一位母亲及怀抱中正在蹬腿的婴儿。李柏林冲上去，揪住并怒斥开枪者

　　■联合国其他几位观察员被推倒在地上就要枪毙，由于没带翻译，面对死神降临的关头，李柏林赶紧站出来用流利的法语解救了同事和自己

　　作为少先队员代表向外宾献花时，感到总理曾受伤的手在他的肩上微微颤抖

　　仲夏的一天上午，我应约来到位于北京朝阳区农展馆附近的一个军队大院。在老同学李柏林的陪伴下，先去看望了他的父亲、老红军夏飞。

　　夏老是山西临汾人，1919年9月出生，原名李卡兰，1935年入党，是总参副军职离休干部，曾是陕北乾县监军镇铁佛寺暴动的主要领导人。我立正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老人笑呵呵地说：“你好！谢谢。” 入座后，他手中摇着纸扇，和我侃侃而谈。交谈中，我认真端详，只见他动作稳健，脑子清楚，根本看不出是高龄老人。

　　新中国成立初期，夏飞作为中央军委从各野战军选调的优秀干部，到总情报部武官训练班参加为期半年的学习。1950年10月，夏飞和夫人钟敏一同被派驻中国驻民主德国大使馆做外交工作。

　　1951年4月2日，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在民主德国首都柏林市立医院出生了。夫妻俩为孩子请了一位德国籍保姆叫弗里朗。保姆非常喜欢小柏林，经常为他烤制喷香扑鼻、新鲜的小面包，哼唱古老的德国民歌，在歌声中哄他进入甜蜜的梦乡。

　　孩子的到来，为紧张忘我工作的夏飞夫妇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在民主德国生活的日子里，小柏林学会了德语。回国后，在北京史家胡同小学上学。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常常被选为首都少先队员的代表，为来访的外国元首、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献花。记得那时候，他们的服装都是在北京著名的“红都”服装店做的，穿着合体，再配上一双小黑皮鞋，看起来既美观又大方，我们从心里都很羡慕他。1962年，11岁的李柏林在首都机场向外宾献花时，周总理的右手搭在他的肩膀上。他可以清楚地感觉到总理的手在微微颤抖，长大后才知道这是因为周总理的手受过伤。

　　告别了夏老，我来到柏林家里。

　　我们俩是小学同学，又是中学同学。以前早就知道一些关于柏林的传奇故事，也曾有过写成稿件的想法，但这都被柏林低调谢绝了。我曾以为这是他所从事的工作保密的需要。其实他就是这样一个人，豪爽大度，幽默而又健谈。面对老同学，他一再强调：我就是个普通人。话虽这样说，但你从他家墙上挂的、书柜里放的和桌上摆的照片、奖章、证书、铜牌就可以看出，他有着许多不同于别人的传奇故事。这次得闲会面，他给我沏了一杯茶，我们在阵阵茶香中开始了交谈。

　　主动请缨，加入维和行列

　　1969年，18岁的李柏林从首都北京参军到了西北边陲，所在连队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也是当时我军唯一的高原部队，条件之艰苦，可想而知。在边防部队短短的两年多时间里，他的足迹到过中阿、中巴、中印边境。凡是和新疆沾边的边防地区，他全都去过。就像一首歌里写的：祖国要我守边卡，扛起枪杆我就走，打起背包就出发。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他才逐渐懂得什么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1971年秋，李柏林作为第一批“工农兵学员”，被部队选送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学习。离开校园又重新返回校园，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机会，一头钻进英语世界中。对于他来讲，时间显得十分珍贵。1975年春，柏林以优异的成绩从外国语学院毕业，先后被分配到部队当教员、参谋。1979年在某军事学院进修后，进入国防部任职。

　　据他介绍，中国1971年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由于历史的原因，对联合国维和工作有不同的看法，所以，一直没有参与维和行动。从1981年第36届联大开始，中国才原则上赞成按照联合国宪章精神开展维和，同时缴纳了第一笔维和摊款。1989年，我国应邀派员到中东考察了“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随后不久中国即派遣了首批5名军事观察员参加“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开始了中国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进程。

　　1991年，李柏林被派往赫尔辛基我国驻芬兰大使馆武官处工作，1993年春节回国休假与战友们闲聊中得知，中国已经申请加入了联合国在全球的维和行动，也开始积极派出军事观察员和成建制的部队。一种使命感深深地激励着他，他热爱这种极富刺激与挑战的工作，不愿在北欧享受冬日的阳光。柏林中断休假，放弃重返北欧，向上级领导递交了申请。

　　维和时，每次出发执行任务前，都必须写下“遗嘱”

　　1993年，李柏林以中国军事观察员的身份，和49名中国军官及400名军人组成的工兵大队前往柬埔寨，参加维和任务。他被任命为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UNTAC）军事观察团军事观察小组组长和战略调查组组长。他们的任务是：监督停火，制止冲突，调查事件，协助大选。

　　蓝色，是天空的颜色；蓝色，是大海的颜色；蓝色，是地球的颜色；蓝色，也是联合国维和部队头盔的颜色。从戴上蓝色头盔的时刻起，维和军人就肩负起了神圣的使命——他们像天空般呵护生命，像大海般容纳百川，要使地球永无杀戮，一片蔚蓝。联合国维和部队的成立，给世界和平带来了希望。在世界的各个角落都出现过他们的身影，流下了他们的热血。“蓝盔部队”不同于一支真正的军队，它没有战场，没有敌人，是一支政治外交部队，是血肉铸就的和平之盾。

　　每一天，他们都要顶着烈日，驱车往返于热带丛林旷野之中，监察任务区内局势的每一点变化。记得刚到金边的当天下午，他和翻译走出下榻的酒店到街上熟悉环境。在一个十字路口听到清脆的枪声，喧嚣的人流一下子停滞下来。寻声过去，看到马路两侧有两个人以电线杆为掩护，在持枪对射，你一枪我一枪，子弹横飞。市民躲在商店里若无其事地观看这场“勇敢者的游戏”，直到一人被子弹击中倒地身亡，鲜血从他破旧的衣服里慢慢渗出来，另一名枪手从容收起AK-47冲锋枪，融入人流之中。市民们走出商店，路口又恢复了通行，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这一幕，看得李柏林目瞪口呆，心里想：这里的人们深受战争创伤，对危险、痛苦甚至死亡已经麻木不仁了。

　　柏林对我说：“和平时期的军人，无不渴望建功立业，但是很少有人经历过金戈铁马、炮火硝烟的洗礼，但我们是职业军人，代表国家来参与维和行动。”出生入死的经历让他对于“死亡”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思考。每次出发执行任务前，都必须写下“遗嘱”。他说：“这不是悲壮的告别，而是一种承诺——军人对国家，儿子对母亲，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女儿的承诺：我不会辜负你们的爱！”

　　沉着指挥，呼叫增援

　　众所周知，柬埔寨的战火始于上世纪70年代，已经在泥泞中跋涉了20多年。1991年关于柬埔寨的《巴黎协定》签署后，冲突各派虽然口头答应遵守停火协议，实际上冲突不断，烽烟四起。这是一次高风险的维和行动，柬埔寨的国土面积只有18万平方公里，人口800万，却埋设着800万到1000万枚地雷，平均起来每人一枚还要多。记得有一次，他带领几名观察员驾车外出调查，为抄近道在橡胶林中迷了路，在林子里转了近5个小时才找到条小道。路边有几个当地农民见他们从林子里出来，非常惊讶。一问原因，他们被告知，那片林子被当地人称为“死亡林”，里面埋藏大量的地雷，当地人是绝对不敢进去的。幸运的是，柏林和他的同事们都平安无事。

　　从美国之音和BBC的广播中经常传出联合国维和军官遭到伏击和侵犯的报道。进入雨季的一天，柏林带领的车队疾驶在公路上，遭到当地一派武装组织的袭击。对方发射的火箭弹击中了柏林后面的吉普车，一位印度锡克族卫兵当场被炸断一条胳膊，顿时成了血人。柏林一面指挥同事使用武器还击，一面用卫星电台呼叫增援。20分钟后，维和部队武装直升机抵达出事地点时，偷袭者早已利用浓密的热带橡胶树林做掩护，逃之夭夭了。后来，柏林自己掏钱给那个忠心耿耿的卫兵，略表慰问之情。

　　柏林说：“作为一名军人，多年来养成的思维方式是尽可能地消灭对方。而作为一名维和军官，则不能这样想问题，而是要尽可能地不消灭对方。”必须明白，联合国的维和行动，目的不在于歼灭任何一方的武装力量，而是监督他们执行停火协议，或者把他们隔离开不让其接触。联合国维和部队，一般只配备自卫用的轻型武器。按规定，只有在生命受到威胁时，才能够开火还击。中国工兵大队在柬埔寨执行维和任务时，曾有过开火还击的经历。

　　李柏林刚到柬埔寨时，几乎所有的白人军官都告诫过他：不要去惹某某派别的人！他们没有理智，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而柏林就亲身经历了一次生与死的考验。1993年5月下旬，我国赴柬工兵大队斯昆营地遭到袭击，两名年轻的中国士兵光荣牺牲。事发后，李柏林奉命带人前去调查。他和两名波兰军官开车出发，走到一处荒郊野地，看到当地某派别的武装人员布置了戒严，有20多人正在设置路障，谁都不许通过。这是严重违反联合国在柬埔寨维和规定的行为。柏林下车后走到一个头头面前，用英语和他交涉着。突然，枪声大作，他转身一看，一名武装人员正在向一群试图越过路障的老百姓开火，当场有5人被打死，其中还包括一位母亲和怀抱中的婴儿……

　　死者尸体近在咫尺，滥杀无辜的行为还在继续。眼见母亲和婴儿血浆迸射那样一个杀戮时刻，李柏林火冒三丈，忍无可忍冲上前，一把揪住那个头头的衣领用英语大声骂道：“你他妈的连个畜生都不如！他们不是鸡狗，他们是你们的同胞啊！”那个头头的保镖见李柏林如此胆大，杀气腾腾地将发烫的枪管顶在李柏林的太阳穴上，手抠着扳机说：“你再说一句，就和他们一样。”站在他旁边的柬文翻译吓得两腿颤抖，结结巴巴说：“求求您别再说话了。”李柏林铁青着脸对那个头头说：“开枪吧！我死了只是一个人，但是你们绝对逃不掉惩罚。”在这对峙时刻，李柏林什么都没想，心里很安静，目不斜视地瞪着他们。只见头头用当地语言喝退了自己的保镖。危机过后，吉普车上的波兰维和军官还心有余悸地和李柏林讲：“李，好样的。那一刻，我恐怖得要闭眼了。”

　　讲到这里，我们彼此呷了一口茶，缓和一下气氛。

　　我问：“当时你害怕吗？”

　　他说：“不知道，顾不得想那么多。”

　　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拯救联合国数名军事观察员

　　李柏林的人际关系很好，为人处世谦逊低调。这还得益于维和工作。“四海之内皆兄弟”嘛。在与众多的各国军官打交道中，柏林发现他们的优点很多，个性色彩令人难忘：美国人的我行我素与热情认真；俄罗斯人的吃苦耐劳、勇猛顽强；法国军人的浪漫与傲慢；英国军官的矜持与绅士风度；还有印度、孟加拉军人一日五次雷打不动的虔诚祷告……尽管有民族文化、历史、宗教和政治背景的差异，但所有的军人都视尊严与荣誉高于一切！

　　炎热夏季的一天，李柏林同来自美、俄、英、法等国的军事观察员一道，乘直升机前往安隆汶视察。这个地处柬北的“非常地带”，属于拉那烈、洪森、英萨利三方领地的交界处。直升机快到达时，突然被红色高棉游击队的子弹击中油箱，万幸的是直升机加注了特种燃料，没有起火爆炸。直升机刚迫降在田野中，一群红色高棉人就将直升机包围，有几个人登上直升机，不容分说，拉下美、俄两国的观察员，强行扒掉军装的上衣，推他们跪到地上就要枪毙，因为红色高棉人最恨美国、俄国人。由于没带翻译，面对死神降临的关头，李柏林赶紧站出来用流利的法语说：“朋友，我是中国人。他们都是联合国的军事观察员，我要求见你们的最高长官。”从前，柬埔寨是法国的殖民地，不少人至今还懂法语，在他们的心目中，只有中国人够得上朋友。不一会儿，红色高棉的长官闻讯赶到了，李柏林等人才侥幸“大难不死”。高棉人还找来了饮用水，让几名渴得嗓子冒烟的观察员喝。回到驻地后，这些国家的军事观察员，操着不同的语言，一致赞扬李柏林“真够哥们”！

　　掌握语言的本领在关键时刻是可以转死为生的。

　　1993年9月，柬埔寨进行了成功的大选，并组建了新的政府。联合国结束了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维和部队分批撤出了柬埔寨。但是联合国在柬埔寨的维和行动还有些遗留问题尚待处理，为此，联合国又组建了一个精悍的联合国驻柬军事联络组（UNMIT）。短暂休假后，李柏林又奉命重返柬埔寨并担任该组副组长。

　　据介绍，自1990年以来，中国先后参加20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军事人员达1.8万人次。派到柬埔寨参加维和的中国军人中，有两名士兵和一名军官以身殉职，十余人受伤。

　　我们的军人，曾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捐躯。现在，他们又要为保卫世界和平而献身。这是一种多么崇高的思想境界，年轻的中国军人异国他乡为保卫和平抛洒青春的热血，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用实际行动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军人的铁血风采！

　　首位被联合国聘用的中国军官

　　1997年，李柏林到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学习深造。他充分利用这次学习机会，将自己的思想和军事理论水平提升到一个新台阶。

　　李柏林能文能武的资历，终于使他再次被联合国看中。1999年2月20日，他来到联合国总部维和部军事司计划处走马上任，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被联合国聘用的中国军人。

　　他是计划军官，负责亚洲和中东地区的维和行动事务。联合国在全球设立的维和区共有19个，而经由李柏林管理的维和区就多达10个，是当时管理区域最多的指挥官之一。作为联合国官员，可以享有外交豁免权，享受并居住联合国在纽约为他提供的一座公寓中的套房。他在联合国工作期间，穿的仍然是解放军的军装，头戴浅蓝色贝雷帽，去现场时佩戴浅蓝色钢盔。右臂上还要佩戴维和部队臂章。

　　当时维和部军事司的中国军官只有柏林一人，也是第一次聘用中国军人。联合国在招聘现役军官时，不是按国家或地区进行摊派，而是由186个成员国推荐。每个国家可以推荐若干名。军事司的军官，不是靠政治背景或熟人当选，而是通过公平竞争，择优录取。可见每个入选军官都是百里挑一的佼佼者。

　　李柏林在维和方面，有很好的资历，他参加过联合国在意大利、新加坡、印度和澳大利亚举办的维和培训班，还多次受邀出席联合国主办的维和问题国际研讨会。联合国对参加维和的军官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除要具备外语和一定的军事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与谈判技巧。我问老同学：“百里挑一的事，怎么就让你赶上了？”

　　“大概是我比较幸运吧。”柏林哈哈一笑，谦虚地回答。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2000年春节过后，李柏林在联合国总部的工作期满，军事司专门为他的离去开了欢送会，还向他颁授了联合国维和勋章及授勋证书，这是柏林第二次获得联合国颁发的维和勋章。上一次获授是在柬埔寨。如今，一批又一批的中国军人告别亲人，走出国门，在异国他乡，用军人的使命和激情，用奉献和赤诚，面对战乱和疾病，付出辛劳和汗水，为和平的橄榄枝增添了绿色，为祖国和人民赢得了荣誉，向世界展现了中国军队的风采。他们无愧于伟大祖国人民军队的期望，是当代中国“最可爱的人”。

　　我被墙上挂的这些五彩缤纷的奖章所吸引，柏林却诙谐地说：“摆上这些就不用挂画了。”我说：“退休了，可以写写回忆，出本书嘛。”柏林笑了，摇摇头说：“算了，不想这些事了。”

　　谢绝柏林夫妇留吃午饭的邀请，我告辞回家。柏林开车送我到地铁车站。车出大门拐弯时，经过一个店铺，里面正在播放的一首歌曲传入耳中，歌中唱道：

　　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

　　什么也不说，祖国知道我，

　　一颗博大的心啊，愿天下都快乐……

　　（滕久昕，开国功臣滕代远之子。苗族， 1951年10月出生，插过队，当过兵。曾任铁路国际旅行社副总，中国铁道博物馆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