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者的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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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新艳

　　编者按

　　在人们为“情妇反腐”一次次欢呼的年代，在公众为一位昔日“女神”看男人看走眼而兴奋的年代，在“宁肯坐在宝马里哭”的年代……爱情，这一本应自灵魂深处淌出的词汇，由此变得暧昧不明，变得那么不为人相信，似乎电影中人类与异类的情感才可能感动天地。本刊特选摘英国经济学家、哲学家约翰·穆勒评传中的情感部分，展示一百多年前一场很难用道德去衡量、但被历史证明价值无比的爱情。这多少能给人平添一丝在人间行走的勇气与暖意：爱一个人，有时候可以什么都不为，至多为了成为更美好的自己。

　　穆勒与哈丽特

　　穆勒第一次见到哈丽特·泰勒是在1830年的夏天。当时穆勒二十四岁，而哈丽特只有二十三岁。不过，哈丽特那时已结婚四年并有两个孩子。在其后的二十年，他们二人享有了人世间难得的精神恋爱之幸福，但也饱尝了因不能结合而带来的痛苦。虽然在哈丽特的丈夫病逝两年后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但二人婚后在一起生活了仅七年哈丽特就病故了。

　　由于哈丽特是在法国度假时去世的，她被葬在法国阿维尼翁的圣维兰公墓。她去世之后，穆勒在她的墓地附近买下一栋房子，并每年到此度过相当多的时间。他就是在那栋房子里去世的。他去世后与哈丽特合葬，一起长眠在圣维兰公墓。

　　穆勒将与哈丽特的相识看做他一生最大的幸事。在《自传》中谈到二人的相识时，他说：“与哈丽特的友情是我此生的荣幸和最大的福祉，而且也是我们相遇后我试图为人类进步所作的、或希望做的大部分事情的源泉。”穆勒不仅仅将哈丽特看做他灵感的源泉，而且也将她看做他的著作的合作者。每一个读过穆勒的《自传》和他的《论自由》的人都会对此有深刻印象。穆勒的《论自由》是献给哈丽特的。

　　在穆勒的《自传》中，哈丽特是一个集穆勒所仰慕的所有品质与才华于一身的人。在穆勒的笔下，哈丽特是一个比雪莱更好的诗人，一个比他自己更好的思想家，以及唯一一个像他父亲一样有感召力的精神领袖。当然，穆勒并没有说哈丽特在与他开始交往时就如此完美，但他认为哈丽特有不同寻常的自我完善能力，因而最终成为一个最完美的人。穆勒对哈丽特的赞美是只有热恋的人对爱人才会有的那种赞美；他对哈丽特的评价是一个人所能给予另一个人的最高评价。他这样写道：“在最深奥的思辨方面和在对日常生活最细小的关注方面，她的头脑都同样是完美的工具——每次总能击中事情的要害，抓住本质性的思想或原则。”

　　初识

　　1807年10月10日，哈丽特出生在位于伦敦南部的沃尔沃思。父亲叫托马斯·哈代，是一位外科医生兼接生士（相当于后来的妇科医生）。

　　哈丽特在十八岁半时与比他大十一岁的商人约翰·泰勒结了婚。对约翰本人，穆勒评价道：“他是一个最正直、勇敢和令人尊敬的开明而又有教养的人”，但他“缺少了使他能成为她的伴侣的智力上和艺术上的欣赏力”。而卡莱尔则把约翰描述为“一个天真、呆板的好人”。不过，约翰对现实生活的了解并不一定天真。他毕竟是一个很成功的商人。而且，他是一个政治上的激进派，积极参与了当时许多推动改革的活动。例如，他积极支持了伦敦大学学院(University College)的建校（此校由改革派所建，是当时在英国最开放、最自由的大学），并帮助了许多外国政治避难者。

　　在他们结婚的头两年，哈丽特好像并未感到不幸福。从她与约翰在那段时间的通信看，她与约翰的感情很好。

　　当哈丽特认识穆勒时，她已怀上了她与约翰的第三个孩子。当然，二人间不尽如人意的方面早已存在，因而穆勒的出现才能使这表面上完美的婚姻陷入最深刻的危机。

　　大概是在1830年春的一天，她找到朋友福克斯说：她有些哲学问题需要找人讨论，但又找不到人讨论。福克斯决定介绍她认识穆勒。

　　那时只有二十三岁的哈丽特，显然是一位很有魅力的女性。“不到二十五岁的她活像浪漫故事中的女主人公，有着最清晰的的洞见，最高贵的意志，然而，有趣的是，难测的命运。”二十多岁时的穆勒，不仅已是一个知名度很高的才子，而且也不乏吸引女性的性格和外表。现有的穆勒画像只反映了三十岁之后的穆勒形象（在他因病而大量脱发并得了眼疾之后），但从他同时代人的描述中我们仍可大致想象出年轻穆勒的风采。

　　在最初的交往中，穆勒是以一个老师的身份出现在哈丽特面前的。但很快二人的关系就变得很平等了。对浪漫主义诗人的欣赏使二人感到强烈的共鸣。正是哈丽特将雪莱的诗介绍给了他。此后，雪莱一直是他最喜爱的浪漫主义诗人。

　　据友人回忆，在穆勒去世的前三年，即1870年，他曾非常激动地大声朗诵雪莱的《自由颂》，最后几乎由于太动感情而说不出话来。也许，让他激动不已的不仅是雪莱的诗句本身，而更是由此所勾起的对往事的回忆。

　　曾经“绝交”

　　无论他们的相爱始于1831年还是1832年，一旦他们意识到彼此之间的感情，他们就陷入了痛苦、无望的困境。毕竟，哈丽特已为人妻、为人母，而且约翰是个他们不忍心伤害的好人。他们的婚外恋如果继续下去，不仅二人的名誉会受到损害、穆勒的前途会受到影响，而且他们会因欺骗约翰而痛苦。

　　于是，哈丽特托人给穆勒送去一封断交信。此信的日期不详，但穆勒是在1832年的8月初收到它的。当时他刚从两周的旅行回来，并准备带着为哈丽特采集的鲜花去看她。

　　但二人的“绝交”是非常短命的。几星期后二人又见面了。据说是哈丽特主动恢复了二人的来往。由于观察到与她分手后穆勒的作品大不如以前，意识到她对穆勒这样一位能为人类进步做出极大贡献的思想家的重要性，使她感到对人类负有了一种重大的责任，并认为她对人类的这种责任同她对丈夫和家庭的责任一样重大。

　　在与穆勒交往的最初两年，哈丽特仍有成为像马蒂诺那样的女作家的抱负，但她后来决定全力以赴帮助穆勒，让他写出伟大的作品而为人类造福。在二人相处的二十多年中，她的许多思想也通过穆勒之笔留给了后人。

　　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今天仍是经济学家、政治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所不容忽视的经典和许多关心社会进步的有志之士所推崇的杰作。

　　穆勒将此书看作二人一起完成的第一部著作。在《自传》中他对哈丽特对此书的参与作了高度评价。

　　短暂但无价的婚姻

　　婚后穆勒和哈丽特的生活非常恬静。他几乎没有社交活动。穆勒在《自传》中曾这样说过：

　　“现在英国所进行的一般社交是件枯燥乏味的事……对一个在思想和情感上不平庸的人来说，这样的社交必是非常没有吸引力的，除非它有助于他的某些个人目的之实现；当今多数心智很高的人很少加入这样的社交……如果品格已经形成，对人类意见的基本看法已经确定，在一个真正最热诚的人的心中，就总会感到信念上的一致性和对这些信念的同感是真正的友谊所最不可缺少的东西。这些联系在一起的因素使我现在愿意寻求交往的人数很少，愿意寻求密切关系的人数更少。”

　　另外，他们尽量避免社交也一定与他们强烈感到了时间的迫切性有关。从婚后第二年开始，穆勒和哈丽特都开始生肺病。可能是穆勒的父亲将肺结核传染给了穆勒，他又把它传染给了哈丽特。面对死亡的可能性，穆勒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将其思想留给世人，他的病不仅没有使他消沉，反而使他争分夺秒地不停工作。

　　他将已发表的《逻辑学体系》和《政治经济学原理》看作仅是他要完成的工作的序幕。他后期的主要著作（例如《论自由》、《功利主义》、《代议制政府》、《论宗教的三篇论文》和《自传》等）的草稿都是在婚后的几年内完成的或计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婚后的几年是他最有成果的时期。哈丽特参与了穆勒后来所有重要著作的写作，尽管她并没有直接执笔。

　　在穆勒生前，他竭尽所能让世人知道哈丽特对他的思想的影响，并说他的若干重要著作实际上是他与哈丽特合著。但是，由于他对哈丽特的挚爱和崇拜，几乎没有他的同时代人相信哈丽特对穆勒的著作真有贡献。直到1951年海耶克所编的穆勒与哈丽特的通信集（即《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和哈丽特·泰勒》）出版后，世人才第一次相信穆勒与哈丽特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爱人，而且是精神上的知音和著作的合作者。

　　虽然穆勒已离开这个世界近一百四十年了，今天我们仍在读他的书，不是仅仅为了学术上的考究，更重要的是为了从中寻找指导人生、改造社会的启示。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穆勒的著作，尤其是《论自由》、《功利主义》和《妇女的屈从》都仍意义深远。只要我们仍然生活在充满种种弊端的社会，只要我们还处在无知、偏见的包围之中，穆勒就不会是一位过时的老师。如果世上有更多的人像穆勒一样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奋斗终生，人类的现在和未来一定会更好。

　　《穆勒：为了人类的幸福》

　　姜新艳著

　　九州出版社

　　201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