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哀伤的人生不真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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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燕舞

　　有限目力所及，台大中文系教授周志文的《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8月）堪称最近三四年来“眷村书写”中水准最高的单行本。近期，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北京三联书店又分别刊行《家族合照》与《记忆之塔》，简体版“周志文回忆录三部曲”终成“合璧”！

　　周志文三岁丧父，1949年与母亲、三姐及妹妹，被同母异父的二姐及其夫婿带到台湾。敏感、要强的少年周志文借住在台东宜兰县罗东镇“康定新村”一个迁出户弃之不用的厨房里，所以他有机会“同情地了解”村中“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这样的苦命老兵——都是被抓壮丁而参加国民党军而浪迹台湾，“只像巨浪上的小泡沫，随着海潮聚散起伏，完全是不由自主的。”（《厚黑学》。下文的《家族合照》引文如无特别说明亦只注篇名）

　　除了淋漓尽致地折射台湾近现代史上的大事件之外，《家族合照》更形而上层面的价值，是周志文传递给我的时间感与存在感，而这，或许才是作者浓厚历史感的终极来源，因为“一个没有哀伤的人生不能算是真实的人生”，“从宇宙的角度看，不只人生，所有人类的历史都是短暂的，所以短暂不见得是真的短暂，而绵长也不见得是真的绵长，问题在事实是否真的存在”（《路姐姐与奚姐姐》）。

　　“康定新村”当年能听到很远处军营的单调军号声，少年周志文却从熄灯号中感受到“睡眠与死亡的暗示”；太平洋的海浪声也从宜兰东部的五结乡传来，“已经有几万年了或者几十万年了吧，海浪拍打着沙岸，一刻也没停息过，那时还没有人类的文明呢，我想，涛声中一定藏有关乎全世界或全宇宙最根本的秘密，却好像从来没有人注意。”（《远方的军号——序》）。

　　被拉壮丁而抓入国民党军队的“书记官郭荣仁”和“老兵唐桂元”、周志文一家，乃至200万“撤退”军民以及更广大的手足同胞，他们无法选择他们出生的时代和国度，当政治动荡无可逃遁时，蝼蚁一样的芸芸众生凭借什么抵抗现实的苦难、留存“存在过（活过）”的证明？在我看来，《家族合照》至少提供了亲情（爱情、友情）、宗教、知识等三种抵抗和救赎的资源。

　　比如亲情（爱情、友情）。

　　周志文的二姐和二姐夫新婚之际，恰逢国民党战败，这位低阶军官完全可以以自身难保为由而不顾岳母、妻舅们的死活，但他愣是把这群“拖油瓶”带到了台湾。为了免除眷村“轻视外家”的歧视，二姐夫让孩子们称岳母为“奶奶”，称周志文为“叔叔”。所以，少年周志文能忍受二姐夫妇对他不加入国民党的数落，能接受被他们打发去住别人家厨房的安排。

　　当然，亲情也不是万能的。

　　周志文的三姐与妹妹同他系同父母所生，亲密程度理应超过与同母异父的二姐，但复杂的家庭关系和种种误会，使得周志文与三姐和妹妹四十余年间始终是“有裂纹的镜子”，哪怕他一再试图修好——三姐长期寄望于弟弟以金榜题名来“反击”二姐。直到晚年，周志文与三姐和妹妹的关系才有所缓和，“裂开已久的镜面拼凑在一起本来困难，不管镜面如何平整，裂纹是还在的，使用镜子的我们必须学着不去看那道裂纹，尤其不能对镜子使力。这面破损的镜子不能抛弃，就让它安安静静地放在屋子的一角吧。”（《有裂纹的镜子》）

　　还有知识。

　　少年周志文正是凭着对古今中外经典的广泛涉猎，才抵御住了饥饿、孤独、浅陋、边缘，偶尔也变得幽默，走出困窘之后，他对接纳过自己的小书店及其老板的感恩让我心有戚戚焉，“每次回乡，有机会就到书店去买几本书回来，算是对这位恩人的些许报偿，我买的书大部分是已快绝版的汉译世界名著，尽管那些书我早已看过。”（《小镇书店》）

　　我最感动和感兴趣的，还是周志文洞察到知识和理性的有限性，尽管他企盼自己的反思文字被三姐与妹妹读到以改善彼此的紧张关系，但是，“我每次出了书都会送给她们，后来发现她们似乎没有阅读的习惯。不只她们，我家族中的大部分成员，似乎都没有阅读的习惯，我想藉我的作品传达我的想法与感情，对他们而言，便是徒然。这说明知识是一种形式，而形式又是一种隔绝。”（《纷扰》）

　　从时间感与存在感的维度，还可以发掘出《家族合照》的更多深意。当然，由于寄居眷村的背景交待过多，全书个别篇目的局部阅读起来略显重复；散文本质上仍属于虚构的文学创作，所以我还是会怀疑《曹兴城的故事》那种大量使用直接引语式对话的篇目——记忆，真的那样可靠吗？

　　《家族合照》

　　周志文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