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史学互动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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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名台湾学者刘维开回忆：当年学术交流有歧见，有火花，二十年后研究状态趋于一致

　　台湾党史馆保存决策层面史料,南京第二档案馆保留地方政府执行层面史料

　　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教授刘维开为两岸知名的中国近代史、国民党史权威专家，日前携带两本大陆新版著作《蒋介石与国共和战》（与蒋永敬合作）、《蒋介石的1949：从下野到再起》到京参加活动，给京城史学圈带来一阵清爽之风。北京史学界好几位老友冒着酷暑赶来与刘教授相聚，围绕这两本新著及国共党史、蒋介石研究的新动向，畅谈甚欢。

　　记者在友谊宾馆住地采访刘维开教授时，他刚拿到两本大陆版新著的样书，对汉唐阳光图书公司编辑说：“大陆版处理不错，比台湾版式要好。”他称，《蒋介石与国共和战》是蒋永敬先生在大陆出的第一本书，蒋先生今年已92岁，对于大陆读者能够读到作品感到格外高兴，现在老人依据新资料，还在电脑上重新修改前五章。

　　刘维开介绍说，这两本新著引用了大量的蒋介石个人材料，透过第一手史料来破解蒋当年如何去做决策，应该会引起大陆读者的关注。“以往涉及国共和战的文章、书籍已经写了很多，但焦点没扣在蒋介石的身上。我们要写出蒋心里的变化过程，他对整个历史进展的判断。”书稿写到蒋介石有责无权的情景，1948、1949年挫折感特别强烈，军事全面失败，财政受挫，最不喜欢的李宗仁当选副总统，看重的人又不能用，想推荐胡适当总统人选遭反对。“书里写到蒋对关内关外所持的疆域观念，后悔不该派重兵去东北。蒋对苏联不放心，企望美国帮助，美国帮了一半又撒手。蒋遇到的矛盾点是非常多的，简单的方法就是下野走人。”

　　刘维开曾经在国民党党史馆工作十几年，担任过副主任一职。他说：“1949年来台时，国民党很多机构只带了零星材料而来，只有党史馆带了百分之九十多的史料来到台湾，这些史料大都是国民党高层决策性材料，历届中委会、中常会记录都保留完整，研究者可了解某一政策是怎样推动、出台的。”他指出，民国史料有清晰的层次感，南京第二档案馆保留各地政府执行层面的史料，要看决策层面的史料还得到台湾党史馆查阅。

　　刘维开透露，1998年台湾故宫博物院院长秦孝仪通过沟通，取得蒋介石日记保管者蒋方智怡同意，首次获准查阅蒋介石日记，以便编辑民国大事长编初稿。“我是作为四人编纂小组成员之一，在秦先生办公室里重点摘抄蒋日记原迹。大家先后写了一批文章披露过，可惜当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作为最早翻阅蒋日记的学者，刘维开至今还记得蒋日记的模样：整齐的写作格式，恭正的行书，勾来勾去的记事栏。正是有这样的研究渊源，才有了他后来颇具特色、影响很大的学术写作。

　　很多大陆学者改变了做学问的切入点,文风大有变化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两岸学者开始接触，刘维开饶有兴致地回忆当时场景：“当时两岸对民国史、近现代史的认知不同，解释不同，歧见非常大，确实有火花，有摩擦。”譬如在几次学术研讨会上，蒋永敬教授谈论国民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张玉法教授解释辛亥革命的性质，都会引起大陆学者的持久争议。曾有台湾学者尖锐批评大陆一学者著作，指责他因看资料不全带来偏见，被批评者不服，又写了很长的文章回应。刘维开觉得这种学术碰撞是有益和必需的：“台湾学者有时对大陆学者的提法很难接受，过多意识形态的东西难于容纳。但时间久了以后，大家彼此了解对方，磨合程度就比较高。”

　　刘维开提及最重要的一点：“90年代，关于中国近现代史料大量公开，台湾把1949年前国民党档案全部开放，《中华民国史料初编》、《革命文献》117卷等史料集问世，对当时研究构成较大的冲击。”从那时起，大陆学者在那个时间段踊跃到台湾抄史料，刘维开一一历数当时所见情景：“例如每年我都可在党史馆看到杨天石抄蒋档，带一部电脑打字，非常努力；杨奎松借在政治大学做交换学者的机会，极其认真地看了一学期的蒋档；汪朝光几乎把战后国民党中央全会速记记录抄下，成果做得很丰富很深刻。”

　　刘维开认为：“这批大陆中生代学者投入的功夫特别扎实，奠定了各自的研究基础，通过大量史料去建构他们的理论柜架。这在以前是很难做到的。”他发现，很多大陆学者改变了做学问的切入点，文风大有变化，不像以前那样喜欢用太多的理论推演而陷入主观之中，可以纯粹站在史料上谈问题，双方可以从事纯正的学术争论，不是凭空想象。

　　他说：“双方自有一套研究风格，探讨、关心的角度不同，各有所长。”他称，上个月合开一个小型抗战研讨会，光从论文上已看不出作者哪个是大陆，哪个是台湾。而以前这是很容易区分的，大陆有自己的用语和笔法，现在已经趋于一致，都是从学术角度谈问题。

　　问及两岸治学的差异，刘维开表示，由于训练因素，台湾学者写文章比较简约，不会写太长的文章，刊物要求单篇在两万字以内，写书也不太厚。文字要精准顺畅，资料越多，更要注意剪裁，不能掺水。而大陆一些学者常常把简单的问题描述得很复杂，几句话可以解决却做了过度诠释，文字拖沓较严重。

　　谈到未来的学术前景，刘维开只说了一点意见：“希望两岸史料的开放程度能有大幅度地提高，只有大量开发史料才能促进学术的繁荣。”

　　7月14日下午，两岸学者在北京彼岸书店相聚，左起汪朝光、章百家、刘维开、沈志华、王奇生。

　　马勇：

　　两岸史学交流史小考

　　八十年代不欢而散，九十年代拉近距离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接受采访时，首先表示台湾学界延续了民国学术正统血脉，使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学术薪火得以传承，没有中断。而大陆由于陷于历次政治运动，极左的环境不利于学术成长，付出了很大的代价。

　　他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大陆学者罗志田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留学回来，给大家介绍国外及台湾地区的研究情况，我们才知道外面学术的真实状况，很多观念被颠覆了。

　　马勇说：“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两岸史学著作不在一个量级上，我们的作品没有学术涵养，真正拉近距离是在八九十年代。”他介绍道，八十年代时候两岸学者相聚大都是不欢而散，有了很多不愉快的经历，根本无法对话，两岸差别太大。

　　两岸学术对接始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从孙中山研究开始的。“近代史所张海鹏领着大陆研究孙中山的一批人，到台湾参加研讨会，学者喝两杯高粱酒、二锅头，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一交往都有共同语言。”九十年代中期近代史所研究员陈铁健和他的学生黄道炫一起写了《蒋介石与传统文化》，是一本薄薄的十万字书稿，虽然没有脱掉批判的模子，但第一次从学术角度正面评价传主。后来陈铁健向高层动议，希望编辑《蒋介石全集》，拉近两岸关系。

　　马勇说，现在两岸学术发展越来越走向正规，水平也在稳步提高。但也得注意到一个倾向，不要过分抬高民国史，不能以某个历史人物（如蒋介石）的价值为价值观点，研究者要尽量有意“疏远”其话语强势，走出历史人物为我们下意识设置的东西。

　　马勇称，现在大陆从事民国史、近现代史研究的绝对人数要超过台湾，整个台湾地区加起来不超过二三百人，而大陆在这方面约有几万人，光是中国社科院近现代史所就有130个编制。他说：“大陆学者都是专职研究，我们一天到晚除了看书就是写作，一门心思做研究，时间上有绝对保障。而台湾学者为了补贴收入，大都要在大学兼课，上课人会亢奋，影响写作状态。我是佩服这些边教书边写作的学者，实际上他们很疲累。”

　　大陆前些年陆续出版五千万字规模的《中华民国史》，虽然各卷质量不整齐，但体现了大陆的整体学术水准。马勇认为，台湾没有相应的人才储备，无法整合出这样的写作力量。但是仅就单个学术产品而论，大陆比不过台湾，譬如蒋介石研究专题，大陆比不过台湾，蒋永敬、刘维开诸位先生积累辛勤几十年，成果累累。但共产党方面人物、民国时期灰色人物等研究，大陆方面有优势。

　　比较两岸史学作品的文字风格，马勇觉得台湾学界传承五四以来半文半白的写作习惯，较为讲究，做到干净、典雅。而大陆一些作品文字太拖拉、啰嗦，而且在注释引文规范化方面还不尽达意。他说：“我们在这方面训练不够，必须要尊重当代学人的研究成果，不能横刀截流。”在他的印象中，台湾学者大都是谦谦君子，吸纳别人的优点，保持必要的恭维和尊敬。而大陆学界有一点文人相轻的毛病，在这方面有不小的缺失，挑剔过多，宽容不够。

　　马勇特别欣赏台湾学者那种做学术自信、中立、悠然的心态，进入了纯粹的游戏把玩的境界。他说：“他们往往是研究课题小，把资料穷尽，容易出新成果。而我们材料没有看尽却论证出课题，年初申请，年底结账，这样短平快的课题管理体制让研究者不能养成优雅的心态。这或许就是两岸学术的差距和存在的问题。” 本版文/本报记者　陈国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