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不该原谅 潍坊姜农

插图/蓝鸟（1 ／1张）

　　5月4日，《焦点访谈》播出《管不住的“神农丹”》，披露了山东省潍坊市农村地区长期存在的违规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植生姜现象，引发全社会关注。据专家介绍，神农丹的主要成分是一种叫涕灭威的剧毒农药，50毫克就可致一个50公斤重的人死亡，所以不能直接用于蔬菜瓜果。

　　北青报为潍坊姜农的辩白令我纠结

　　《北京青年报》今年新出版的评论周刊《青评论》，每期在第2版都有一篇署名“老猜”的重头评论文章。我曾在“评论工作坊”中与学生们一起讨论他的作品。但是，只有5月10日出版的《青评论》上，“老猜”文章《潍坊毒姜与伦理“剪刀差”》才使我终于产生了想要写一篇文章的冲动，不仅因为这一篇似乎为潍坊种植“毒姜”的农民辩白的文章触动了我，或者多少改变了我自己原来的价值判断，而且，更主要的原因是：它恐怕是一篇注定引发争议的评论；它使得简单明了的道德判断似乎变得模糊。

　　我最初从央视《焦点访谈》的调查报道中看到潍坊姜农自己并不吃超量使用了“神农丹”的姜时，当时的一个判断是：潍坊姜农超量使用农药，不是因为愚昧，而是人心坏了。这样的判断，我相信为我们许多人所共有。我们认为这是当代城市农产品安全问题迭出的一个源头。

　　而这样的判断，也正是“老猜”的这篇评论需要面对，而且已经面对的。细读其文，“老猜”似乎并没有否定这样的判断。他文中提到“价值认同的崩溃与道德共识的解体”正是上述判断的另一种表达。

　　但是，“老猜”似乎不愿意把自己的认识停留在道德谴责这样一个层面上，他愿意再向前一步，向人们揭示出“价值认同的崩溃与道德共识的解体”，不过是中国城市人民和乡村人民作为一个“人民共同体”的分裂的结果。这样的结果，应当由包括城市人民在内所有社会成员共同承担、共同反思。而这一步，就使得简单明晰的道德判断变成不那么简单明晰了，它必然引发争议。

　　“老猜”这篇文章，特别值得赞许的价值，是诉求人们超越自己阶层和空间，认识和理解“别人”。我自己也一直把这种作用，看作是新闻评论对于社会的重要贡献。它促进着社会不同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弥合着人群之间的误解、敌意，悄然消解着社会分裂的危机，是一种正面的社会价值。

　　当然，如果一开始就从这么高的层次上认识，并且在全篇始终维持在这么高的抽象层次上，这篇文章就不免显得过于高蹈，难以入心。其实，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是从一个较低的、更为具体的事实层面和情感层面进入的——姜农儿子的含泪倾诉。正是这位作为姜农儿子的大学生，使我们有可能除了道德谴责之外，也了解到姜农的生存处境。作为一位姜农的儿子，同时作为与我们一样的“城里人”，他是穿越乡村与城市的人，是跨越阶层的人。他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另外一个阶层的处境。他使社会沟通和理解成为可能。

　　姜农儿子的网络表达和“老猜”的这一篇“为姜农说话”的文章，并不能使我收回自己原来的道德判断。按照我所接受的道德标准，并不认可为了自己的孩子能够考上大学，为了自己能够不赔本，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产损害他人健康的“毒姜”。但是，姜农儿子的话和“老猜”的文章，毕竟还是对我产生了影响：一方面，他们提供了我所不知道的事实细节——价值判断（的调整）往往要依赖对事实的（更多）了解。另一方面，他们使我意识到：在整个社会共有的基本道德之外，不同的阶层的人，因为生存处境、利害关系的差异，可能有着宽窄不同的道德尺度。要弥合这种“伦理剪刀差”，依靠简单明晰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谴责是难以做到的，最根本的办法，就是促进一个在生存和发展上更为平等的社会。

　　要让整个社会接受一个共同的、更高更严格的道德标准，恐怕只有通过让整个社会的人们拥有更加共同的、更加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样，要让一个人接受你的道德标准，恐怕只有让他同你的处境或机会大体相同。

　　我想，这就是当代中国社会道德问题的根本症结。

　　这正是“老猜”的这篇评论给予我的认识。尽管我还难以完全认同他的文中为姜农的所有辩白。

　　文/马少华（北京学者）

　　农产品种植

　　为何出现“一家两制”

　　近日有媒体曝光，山东潍坊部分地区农民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种生姜，姜农“滥用农药的作物自己不吃、出口不送，全部都只供内销使用”。其实这种农产品供给的“一家两制”现象并非孤例，而是有愈来愈泛滥之趋势，尤以生产与加工环节为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怎么才能消除这种乱象呢？

　　农产品供给出现“一家两制”问题，是由一系列原因所致。从生产与市场视角来看，现行农产品供应链从田头到餐桌的每个环节都存在漏洞，才导致该问题屡现。具体包括：

　　从生产层面来看，盲目多施化肥农药追求产量最大化，陷入美式化学农业怪圈。从种植习惯来看，如果长期在同一地块单一种植某一类农作物，种植几茬后，很容易导致病虫害泛滥，这其实是自然界种群消长的一般规律。农民为了增加产量，一般选择过量施用化肥，结果导致土壤酸化。而酸化土壤有利根线虫病发生，引起病虫害高发，对产量影响很大，严重时甚至会导致绝产。解决之道有二，其一是近年来盛行的美国化学农业模式，靠施用农药来解决，简单省事。但病虫害在生长过程中会逐步出现耐药、抗药性，这样只能导致更大农药数量的使用，从而使农民陷入“化学农业”怪圈不能自拔。另外一个方法是传统的轮作或者休耕，在我国已使用了几千年，只可惜这种做法在经济利益面前被逐步抛弃。

　　从农产品定价机制来看，分散的小农缺乏议价能力，处于产业链的最低端，只能依靠数量取胜。我国的小农户很分散、缺乏组织，面对大市场几乎没有任何议价能力。单个分散的农民即使生产出不打农药的农产品，也难以卖出好价格，因为他们生产的农产品数量小，又缺乏组织性，在强大的市场面前其产品价格只能跟着市场走，最终走上靠单纯追求数量来多卖些钱的老路。我国的农产品供给链太长，农民种菜一般是坐等中介上门收购，中介把收购上来的农产品拿到批发市场出售，再由产地批发市场商户运输到销地批发市场，而城市居民购买的农产品一般是农贸市场的商贩到销地批发市场采购的。在这个供应链中，生产端的农民由于缺乏组织性，基本上没有任何议价与谈判能力。农产品又有特有的盲点属性，也就是仅从外观难以区分是否打了剧毒农药，有时不打农药的反倒难看、长相差，卖不出好价钱。

　　从市场准入机制来看，国内市场数量众多，进口庞杂，抽检成本高，导致不少市场抽检流于形式，容易过关。据《焦点访谈》对这次毒姜事件的报道，姜农声称，只要找几斤合格的姜去检验，就可以拿到农药残留合格的检测报告。如果市场的入口把关很严，其实农民完全可以做到不施或者少施农药，比如出口的生姜。目前我国出口把关很严，一旦残留超标，损失会很大。我在山东实际调研时发现，山东有不少水产品出口到美国，这些企业都要按照美国的要求采用极严格的HACCP认证。美国的食品监管部门会不定期地突然派第三方监管来抽检，一旦发现作假，比如查出某一家公司没有按照标准做，则整个当地出口美国的地区都被判为不可信任地区，所生产的产品美国人都不要了。在这样一个极严的连坐制度下，没有企业敢轻易滥施农药。当地的政府监管部门也特别尽心尽力，帮助农民、培训农民来学习如何提高生产质量以达到高标准要求。

　　另外我国地下剧毒农药市场屡禁不止，也使农民较易买到违禁药品。我国剧毒农药的地下市场一直没有得到有效治理，屡治屡现，这跟我国农村是熟人社会、地广人稀有关。也跟惩罚不严，抓住罚款了事、犯罪成本很低但收益很大有关。

　　消除“一家两制”现象还需要产销地的地方政府真正行动起来，产区政府应该通过合作社，让农民真正地组织起来，增加农民的议价能力，消除目前过长的供应链条，让产销直接对接。而销地政府也应该执行严格的抽检政策，对那些屡次出现问题的产地亮红灯，倒逼产地政府有效行使监管责任。文/郑风田（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别对底层道德

　　抱有玫瑰色想象

　　山东潍坊种姜农户大量使用剧毒农药神农丹的事被曝光之后，一名大学生在帖吧里流泪表达了自己的复杂心情。大家都在讨伐农户，尤其感叹于本来应该“纯朴善良”的农民怎么会道德滑坡如斯，怎么农民反成了道德洼地？我觉得这是一种空想，是一种田园怀旧，甚至怀旧都算不上。

　　管仲在春秋时期就讲过，“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意思是说，粮仓充实就知道礼节，衣食饱暖就懂得荣辱。这说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道德水准，是与一个人、一个国家的物质水平有紧密联系的，虽然它可能不是绝对的。

　　这个观点并不只管仲持有，同时代的孔子也是这个主张。孔子将人分成君子和小人，并且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意思是说，做什么或不做什么，君子都是“义之与比”而后为之，“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小人主要以利来衡量，其行事时不按义、不按道德上该与不该，而按有利没利、利多利少来决定行为。如若按孔子的划分，我们的社会精英就是君子，底层农民就是小人，社会精英本来就应该是“喻于义”的群体，社会对他们要有更高的道德要求，而对农民这样的小人，是“喻于利”的，不必要苛求他们有多高的道德标准。

　　以前我能够明白，孔子为什么对社会精英提出高道德要求，却不能明白，孔子为什么几乎对小人没有什么道德要求。后来我终于明白了，其实那个自称姜农之子的大学生也已告诉了我们：社会底层的民众往往在基本的温饱线上生活，稍有不慎就可能将他们置于风险之中，而他们在经济上也没有太多的抗风险能力，一旦被逼到有生存之虞的境地，衣食不足，哪里还顾得上荣辱之事，求生的本能胜过一切缥缈的道德说教。

　　因此，孔子容许了小人对于利的追求的正当性，正视了底层处于道德洼地的现实。时至今日，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带着玫瑰色的眼镜去看底层的道德色彩？

　　其实，我们愿意相信每一个人，无论是社会精英还是像姜农这样的社会底层，都是有道德的需求，也会因为生存风险加剧而降低道德水准，只不过，相对于生存风险较小的社会精英而言，底层民众的道德最经不住考验，因此，他们也最容易道德溃败，而且溃败之快、面积之大常常超出人们想象，这些年发生在食品生产流通环节的安全问题，已经做出了很好的例证。

　　孔子说，“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意思是说，社会精英对底层民众有巨大的道德示范和号召力，社会精英要是道德榜样做得好，必然对底层有激励作用。可是现如今，社会精英道德沦丧的事令人寒心，也传导和影响到了底层民众，这种“上行下效”的恶果正在一天天地显现出来，通俗一点讲，就是“人心坏了”，整个社会都呈现出“人心坏了”的状况，不能不令我们沉痛而沉思。

　　如果我们真的对底层民众有所道德寄望的话，首先一条就是对底层民众有更多实质性的救助，或者说反哺底层。如果我们仍然对底层是一种巧取豪夺，增加社会不公，让底层民众有太多的负重，那么，挣扎在生存线上的底层民众一定是越过道德底线，给社会“下毒”的那群人。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救赎自己的堕落，只能眼睁睁看着自己在下坠。其次，是社会精英重塑道德标杆，起带头模范作用，否则，我们无论如何哀叹、劝说底层要树立起道德之墙，功效都是甚微的。所谓“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种对底层道德的玫瑰色想象的行为，无疑是种乌托邦。

　　文/廖保平（《楚天金报》评论部主任）

　　河南南阳现毒韭菜

　　2011年3月25日下午，河南南阳市城区中州路中光厂职工甘某一家中午吃了点韭菜炒鸡蛋，3人随即上吐下泻，城区工业路桐树庄居民曲某、王某及张某3家共7口人午餐吃完韭菜馅饺子后，呕吐不止。韭菜农药残留超标不止发生在南阳市，从近几年汇总的情况看，食用韭菜后中毒的不在少数。

　　毒豆芽事件

　　毒豆芽是一种对人体有害的豆芽，它外表看似新鲜，但是至少含4种违法添加剂 ，尿素超标27倍。2011年4月17日，沈阳警方端掉一黑豆芽加工点，老板称这种豆芽“旺季每天可售出2000斤”。2011年6月10日德国宣布，流行于欧洲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疫情的源头为毒豆芽。

　　权利贫困与道德沦陷

　　有因果关系

　　山东毒姜农事件引发了争议，这是好事，让我们看到事物的多面性，当大众义愤填膺地谴责姜农们的道德败坏和人心沉沦时，我们是否意识到被自身的潜意识刻意遮蔽的另一面：那群至今沉默的姜农的权利贫困。

　　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农民和农村的权利贫困都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而且是长期而广泛存在的事实。权利的贫困对中国各个社会阶层来说，都是存在的，只是程度不一而已。但对农民而言，其权利贫困的程度尤其严重。从乡党委书记出来的李昌平，对此有很深体会，他曾在一篇文章中分析了农民和农村十几个方面的制度贫困，涵盖农民和农村生活的方方面面。

　　现在的问题是，既然农民的权利贫困是不争之事实，那么，他们的权利贫困会引致道德的堕落吗？进而会对农村社会的文明发育造成影响吗？农村文明水准的低迷，反过来又会怎样降低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诸如此类问题，都需要我们去思考。

　　我认为，在农民权利贫困和社会道德堕落之间，是存在因果关系的。尽管我们可以在现实中看到许多贫穷但坚守做人原则的普通农民，也尽管自古就有所谓“礼失求诸野”的说法，还有一些人怀着良好的愿望，希望农村没有受到城市文明的过度污染，在农村还能找到一片净土、一种淳朴。不过，我依然要说，从社会整体以及农民群体的自然道德水准看，并不能否认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内在的紧密联系。我们在现实中同样可以感受和观察到，大量权利贫困引致道德低下的事例，它们的内在联系不难从学理上得到解释：如果一个人不能从正当的渠道获取生存所需之资源，那么，他就只能通过破坏法律或道德的方式，以一种非正当的手段去取得。打个简单的比方，一个人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是极易去偷、去抢、去卖身的。无疑，偷、抢、卖身行为是为文明社会所不容的，违反了人类形成或制定的法律和道德，但在饥饿者看来，它不过是维持生存的一种手段，在生存这个最大的原则面前，一切都是渺小和不足道的。这并非是一个极端事例，我们从过去对人类历史大饥荒的一些记载中，就常看到人吃人的现象。

　　今天来说，当一个人或少数人其权利受到排斥，他可能还会遵循个人良心、人类文明与社会规范的指引，表现出一种德性，但是，若受到排斥的不是少数人，而是一个群体，而且这种排斥是一种有意识的国家制度的不公时，特别是这个群体在社会人口中所占比例还很高的情况下，要保持这种德行就很困难，因为他们直接面对着生存资源的竞争，人数越多，竞争也就越激烈，而这种竞争，只能是一种向下的，打回人性底线甚至突破底线伦理，沦为纯粹动物层次的生存竞争。因为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如果一个人不变得比别人更无耻、更不择手段，他就不可能比别人获得更多的生存资源。如果他保持谦谦君子之风，品德无疑很高尚，但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贫困乃至死亡。因此，对多数人来说，可能宁愿选择良心坏了，而不选择贫困。毕竟，在一个普遍沉沦的社会，能够从社会整体利益出发的人还是太少。

　　可见，农民的权利贫困无论从现实还是学理层面，对农村社会的文明发育都会造成很大负面影响，它会直接降低农民的道德水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有一个备受争议的观点：社会堕落，穷人也会随之堕落；穷人堕落的速度甚至超过整个社会，因为穷人没有资源去抵御堕落。对此我很赞同，其实这个道理不难理解。

　　在农民的整体道德水准下降后，它当然又会反噬社会，使整个社会的幸福水准下降。原因很简单，当一个社会农民占据人口的大半，再加上直接和间接受农民影响的人群，这个人口基数就更庞大，假如他们因为权利问题而处于不幸状态，整个社会能够幸福得起来吗？肯定不能。何况，农民还会通过多种渠道将不幸输送出去，让其他阶层“分享”农民的不幸，尤其是在当今分工细化，各个阶层互相依赖的情况下。

　　所以，要让中国梦惠及农民，就必须解除农民的权利贫困枷锁，在国家的基本人权、基本政策等多方面，做到让所有人都一样，一视同仁，这不能只是口头说说，而需要政府采取实际行动。事实上，对农民而言，国家有一个加速还债的过程，因为整个社会，包括城市阶层，亏欠农民的实在太多。

　　文/邓聿文（时政专栏作家）

　　没有敬畏之心

　　就难保食品安全

　　最近读了北青报《青评论》中有关“毒姜”的评论，读后令人震动。此文名为《潍坊毒姜与伦理“剪刀差”》，并非从我们司空见惯处起笔，而是另辟蹊径，从姜农心理出发，剖析当下食品安全面临的困境，文字节制、精准，反思与见解也很独到。

　　确如作者所言，过去我们只听到对“毒食”生产者的讨伐声，却极少站在农户立场上，想想食品安全问题。过去我们常强调对食品生产者的监管，但从瘦肉精到神农丹可看到，一个庞大的而无法律约束的化学科技市场，才是毒食品真正的源头。这些毒药的发明者，在发明之初，就知道这些药品将会进入食品，也清楚这些药品对人的危害，但他们往往给这些毒药取个类似瘦肉精、神农丹般好听的名字，让养殖户或农户不识其害，最终让土地或动物形成对这类毒药的依赖。

　　在想象中，这类化工产品的发明者，都属科技精英，是他们推动科学的进步。但中国的化工精英们，却把自己的创新力，都用在发明这些千奇百怪的剧毒药品上了。公众对这类科技腐败，感受并不强烈，科技腐败的后果，也较难被普通人察觉，但等它的危害真正体现出来时，或许土地、水源、食物等公共资源已被伤害殆尽。

　　这些科技精英理应成为社会道德的典范，连这些精英都堕落了，我们又怎能期待农户有主动的良心发现，拒用这类剧毒农药呢？

　　如北青报这篇文章所言，政府的监管也“有其效用边界”。全球监管体系最为严密的欧盟，今年也闹出了“马肉风波”，但欧盟的食品安全预警原则，却值得我们借鉴。欧盟对食品安全的立法，把人的健康放在第一位，认为食品只要对人类健康有潜在危害，政府就可采取预警保护措施，不必等到完整的科学评估结果出来，更不会等到危害事实的发生。中国人认为，食品只要未被证明有害，就可视为无害，但欧盟的安全预警采取的是责任倒置的司法原则。

　　如今食品供应链越来越长、越来越复杂，存在的漏洞和问题也就可能越多。一种食品从生产、加工到销售数易其手，又有农药、饲料的安全问题，途经几个地区，如此漫长的供应链，只要一个环节有疏忽或有不法行为，监管和发现的难度都极大。而且，当下国内的质量监督、工商行政、食品药品监督等部门，都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责任，这种“分段管理”方式，更易导致监管“真空”。

　　所以，我赞同作者所言，要有对食品安全问题更深层次的反思。“价值认同的崩溃与道德共识的解体”、“社会伦理的巨大剪刀差”，也是毒食品的源头之一。从发明剧毒农药的科技精英到使用毒药的农户，正因为没有内在的文化约束与道德律令，才会制造出越来越多的毒食品。

　　在公众文化心理中，敬畏是避免各种“作恶”的重要心理基础，这却成为当下国人最稀缺的一种情感。在宗教国家，敬畏既是首要的道德准则，也是一种生命意识。“敬”是对生命价值的态度，“畏”则意味着对生命的警示和自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对天道的敬畏是培养人格的开始，没有这种敬畏，一个人很难成就高尚人格。敬畏天命既是人存在的一种状态，也是人类对世界的一种理解，因为“敬”会有所为,而“畏”会有所不为。

　　孔子强调“君子有三畏”，就是一种对内在人格的道德要求。敬畏虽不是人的全部美德，却是很多美德的基础。不知敬畏的人，也较难理解正义、诚实和良心。有了敬畏之心，一个人便会在行事时，感到上天有一双眼睛时刻在看着自己。传统文化认为，这双眼睛既是上天的，也是人性中良知与善的眼睛。有了这种敬畏心，并非因担心受到惩罚才不去作恶，而是会从自己生命中体会到一种人性的神圣感。这种神圣感，自然使你不愿亵渎自己的生命意识，这成为人们塑造理想人格最重要的力量。有了这种敬畏意识，诸如这些科技精英的制毒、小食品生产商的造假，才会有所遏制。

　　可以肯定，只依赖政府监管，是无法解决所有食品安全问题的。那些无处不在的作坊摊贩、那些自耕自种的菜农粮农，随时可能成为食品安全问题的滋生地。再多的监管者，也无法管住每一块耕地、每一个猪圈、每一块生姜。从长远看，如何培养民众敬畏的文化心理，如何建构一种有哲学和历史来源的文化价值体系，对最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同样会有所助益。

　　我们既需“看见姜的生长”、听到这块“土地的沉思”，更要感受到我们人性中良知与善的眼睛。或许只有良知和文化的救赎，才能让所有人意识到，不把别人的健康往虎口里送，是我们基本的敬畏，也是人之为人的道德底线。文/叶匡政（文化学者）

　　又见地沟油

　　2012年3月21日，浙江、安徽、上海等六省市公安机关集中对浙江金华特大新型地沟油专案实施收网行动，从上游收购加工到下游销售全环节摧毁了特大新型跨省地沟油犯罪网络，捣毁炼制新型地沟油工厂、黑窝点13处，抓获犯罪嫌疑人100余人、现场查获新型地沟油成品、半成品及油渣3200余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