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马蒂亚·森：用智识撬动地球

《正义的理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版（1 ／3张）

　　曾于1998年获诺贝尔经济学奖 联合国据其理论框架发布《人类发展报告》———

　　在那里，心是无畏的，头也抬得高昂；

　　在那里，知识是自由的；

　　在那里，世界还没有被狭小的家园的墙隔成几段；

　　在那里，话是从真理的深处说出；

　　在那里，不懈的努力向着“完美”伸臂；

　　在那里，理智的清泉没有沉淀在积习的荒漠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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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印度诗人泰戈尔《吉檀迦利》中的句子。

　　1933年，诗人的秘书喜得外孙，要泰戈尔为女儿的孩子起名字。诗人挑了Amartya ，为一个新生儿祈福，意为“另一个世界的”——一如《吉檀迦利》中追求的。

　　这个孩子长大后，为《纽约书评》撰文，评论过泰戈尔的诗歌绘画，还追随泰戈尔诗句的诉求，创建了另一个世界，另一个学问的世界——“在重大经济学问题讨论中重建了伦理层面”，并因此获得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当年，印度报纸津津乐道，印度第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的名字，是印度也是亚洲第一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泰戈尔给取的。

　　身份与暴力

　　阿马蒂亚·森，在欧美名校流连数十年，但迄今保留着印度国籍。

　　在2004年卸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院长之前，经过一次短暂旅行，森回到英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通关时，移民局官员对森的印度护照看了又看，因为森的入境单上，家庭地址处填着“剑桥三一学院院长公寓”。移民局官员问森，院长是不是他的密友？这个问题，在森看来是个“哲学问题”。“我不知道我自己能否称得上是我自己的朋友。”思索片刻后，森给出了肯定的答复——因为“我对待自己一向不赖”，而且“即使有时我说错了什么话，像我自己这样的朋友，对自己也没有任何恶意”。因为答问时出现犹豫，森被移民局质疑“是否不合法地居住在英国”。

　　英国移民局官员提醒了森，“身份”，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早在11岁时，森就对“身份”二字有过知觉。

　　那是1944年。在英国对印殖民统治于1947年结束的前几年，社群骚乱在印度频现。印度教徒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甚至波及一向平静的孟加拉邦。当时，阿马蒂亚·森的父亲执教于达卡大学——达卡，是尚未分裂时孟加拉邦的第二大城市。少年森的家，在距离达卡大学不远处，一个达卡老城中名叫瓦立的地区，印度教徒的聚居区。

　　那原本是少年森一个普通的下午。“突然，家里的花园闯进一个人，浑身流血，他一边喊着救命一边要水喝。”迄今，森都记得那个人的名字——卡德尔·米亚。米亚，只是一个普通的穆斯林劳工，在去瓦立打工糊口的路上，被一群素不相识的人挥刀砍伤。

　　这是阿马蒂亚·森第一次目睹杀戮。这场噩梦让他困惑。米亚死了。当天的骚乱中，数百名穆斯林和印度教徒被对方杀害，这种状况日后不断重演。“原本多侧面的人，变得只有一种身份——杀害同胞的敌人。对于一个困惑的少年来说，基于身份的暴力特别难以理解。即便对于一位仍处于困惑中的成年人来说，理解这个问题也非易事。”

　　在森的父亲驱车送米亚到医院的途中，米亚还在说着，妻子曾请求他不要在骚乱期间去充满敌意的印度教徒聚居区，但他必须走出家门挣一点钱，因为家里已经揭不开锅了。“如果他不挣这点钱，便不会遭此噩运。由经济赤贫带来的惩罚竟然是死亡。”经济贫困与彻底不自由之间存在着可怕的联系，这样一种认知，以巨大的力量震撼了少年森的心灵。

　　多年后，森把这个故事写进了专著《身份与暴力——命运的幻象》。书中，阿马蒂亚·森援引了奥格登·纳什的诗《对他人少一些敌意》：“学校中随便一个小孩都能爱得傻乎乎，然而仇恨，我的孩子，那可是一门艺术。”

　　老师对同班同学的表扬

　　阿马蒂亚·森出生时，家在印度的一个大学校园。“爸爸教化学，外祖父教梵文、古代及中世纪印度文化。”

　　人生的起点，往往成为宿命。森一生的足迹，也是从一个大学校园，辗转到另一个大学校园。

　　这种辗转，自孩提始。“三至六岁，我在缅甸的曼德勒，爸爸在那里做客座教授。其他时间，我在达卡——在那里，我正式开始求学生涯。”

　　森所在的小学，是一所合作办学的学校，吸收了各种文化背景的先进理念。相较谁更优秀的较量，那里更强调如何促进学生的好奇心。任何对考试成绩的兴致，都不在被鼓励的范围之内。

　　迄今，森都记得一位老师如何在自己面前表扬另一位同班同学的：“她不仅分考得高，而且非常会思考问题。”——这让同样“分考得高”的少年森，心生一丝细敏的羞耻感，此后一生，他都致力于问题的求索与思辨，似乎是在试图抹去同学的光辉映照出的自我瑕疵。

　　“我做一位老师、做一名研究者的愿望，一直没有多大变化。只不过，不同年龄段，我打算专事的研究领域差别很大。在为经济学着迷之前，3至17岁之间，我先后对梵文、数学和物理兴致盎然。”

　　尚未从事过任何非学术性工作的阿马蒂亚·森，对学术二字有着自己的定义。相较词典中让人联想到“非现实的”、“理论的”、“推测的”等方面的定义，他对“学术”二字的理解，更多关乎“声响”、“声音”。

　　有许多当下中国民众口中的热词，都能从森的著述中找到对应的关注。

　　譬如，“幸福”。“没有理由怀疑幸福对于人生的重要性。”但是，“我们或许对幸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高估了其对于判断福利状况所起的作用，或者没有认识到以幸福作为评价社会公正和社会福利基础的局限所在，这都会使我们作出错误的分析。”因此，尽管幸福十分重要，但它并不是我们应予以珍视的唯一事物，也不是我们可用于度量其他我们所珍视的事物的唯一的标尺。比方说，“很难在研究饥饿、贫穷或者恶性失业与极度匮乏的原因和效果的同时，仍保持内心的愉悦。但这也本应如此：对于分析失业、贫穷或饥饿等问题而言，快乐本身于事无补。”

　　譬如，“发展”。在森看来，发展就是扩展自由。“实质自由包括免受困苦——诸如饥饿、营养不良、可避免的疾病、过早死亡之类——基本的可行能力，以及能够识字算数、享受政治参与等等的自由。”“财富、收入、技术进步、社会现代化等等固然可以是人们追求的目标，但它们最终只属于工具性的范畴，是为人的发展、人的福利服务的。”

　　譬如，“社会福利”。在森看来，“极其贫困的国家，也能够提高其最贫苦人民的福利。”森说，贫困观是重要的，不仅对发展中国家是这样，对较富裕的社会也是这样。“有很好的理由把贫困看作是对基本的可行能力的剥夺，而不仅仅是收入低下。”

　　譬如，电影《一九四二》中的“饥荒”。森说：“其实，饥荒是容易控制的，部分原因在于饥荒一般只波及一小部分人（很少超过5%，几乎不会超过10%）。”

　　譬如，“公正”。“让我们难以接受的，并不是意识到这世上缺乏‘绝对的公正’——几乎没有人会这样指望，而是意识到我们的周围存在着一些明显可以纠正的不公正。”

　　森深切关注着全世界各地遭受苦难的人们，被另一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索洛称作“经济学的良心”。当然，诺贝尔经济学奖授奖的基本根据不是一个人的道德良心，而是其学术上的成就。联合国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正是按照森的理论框架设计的。

　　“我们必须通过理智的审思，来对感官信号进行批判性考察，才能确定我们目睹的悲剧是否可以成为谴责的依据，才能将不可抗拒的天灾与本可预防而未能阻止的人祸区分开来，才能将我们的视野由对于惨状的单纯观察和施救，转向对于其中不公正现象的深刻分析和解剖。”森如是说。

　　和妻子相关的辗转

　　森在校园间的辗转，多次与妻子相关。

　　第一次是1971年从新德里到伦敦。“1953年至1956年在剑桥度过三年校园生活后，我猜测自己以后离开印度绝不会超过半年时间。1971年之后，我一直是德里大学的名誉教授。一有机会，我就给学生讲课，于公于私都愿意。就是这个原因，我迄今还是印度公民。”

　　当时，已与森育有二子的第一任妻子在德里持续遭遇健康问题，“主要是哮喘，伦敦也许更适合她。但我们去伦敦后不久，婚姻就破裂了。她是当代孟加拉文学中重要的诗人、作家和文评家。正是从她那里，我学会如何更加内行地欣赏诗歌，包括梵文史诗，尤其是《罗摩衍那》。”

　　刚入职伦敦经济学院那会儿，森继续自己的社会选择理论研究，但身体上经历了一次“健康危机”。早在1952年，还是一名18岁的大本学生时，森就患上了口腔癌——彼时距离广岛、长崎投放原子弹仅仅七年，大家对放射疗法的副作用并无知觉——放射疗法可能疗救森的癌症，也让森的腭骨坏死。刚抵伦敦，森的口腔便出了状况——要么癌症复发，要么严重的骨坏死。所幸，这一次，命运给森翻的牌只是后一张。

　　“健康危机”过后，森在伦敦的学术生活是丰饶的。他的圈子里，有许多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等等。那阵子，森与“革命四部曲”作者、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交往甚密。1977年，森到牛津大学任经济学教授。

　　到了1985年，森再次有了辗转的理由。1973年便与之相伴的第二任妻子伊娃，因胃癌突然去世。妻子伊娃学术背景涉及法律、哲学和经济学，其个人经历和犹太人的家族背景让森对社会公正有了更多考量。当时，他俩的孩子，一个十岁，一个八岁。“我想带他们去另一个国家，这样他们思念妈妈的痛苦才能有所减轻。美国的活力，吸引了我。”后来，森选择去了哈佛。

　　之后，其足迹遍及麻省理工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康奈尔大学等多所名校。

　　于森而言，不管自己走到哪里，剑桥大学都是温暖的存在。这就是1998年1月，森为何回到自己的“老剑桥”——不仅仅因为他就任院长的三一学院，是他年轻时学术生活真正开始的地方——执教三一学院的日子，森的事业在那里，妻子在隔壁——第三任妻子艾玛，时任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历史学和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

　　森戏称，“也许有一天，我和家人可以共同编写一本图文并茂的大学指南。”文并摄/本报记者 朱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