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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说话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本版特别延请心理学家出场，从另一个视角分析辛亥革命有关人物的性格心理以及他们的性格心理对革命进程和成败的影响，以指导当今人士职场的驰骋。这十个人物分别是孙中山、黄兴、黎元洪、宋教仁、汪精卫、隆裕太后、载沣、奕匡、袁世凯、梁启超。
本栏开篇讲中山。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也是“中华民国”与中国国民党的缔造者，被尊称为“国父”。他由“农家子”到医生，最终成为反对军阀独裁、为改善民生而奋斗的革命者，其中少不了对民主革命的偏执精神。
■大胆狂言锲而不舍
孙中山一生为民权、民生而竭心尽力，不断提出深具改革意义的措施，为“恢复中华”而奋斗不息。一直支持孙中山为革命殚心竭虑的是他的偏执性格。偏执性格并未达到心理中的偏执人格障碍的状态，而是一种对固有事物和理想的不懈追逐，尽管有失败，却不放弃。
早在香港读书时，孙中山就宣传革命，无所顾忌地向同学们“大放厥词”，抒发对满清朝廷的强烈不满，号召人们要关心社会、关心政治，自称为“洪秀全二代”，更公开宣称：“做医生尽其医术，不过只能救几条人命；而从政反满，则能将无数人民从黑暗、痛苦中拯救出来。所以我这一生，将以反满抗清作为最大的事业，除此之外就没有什么是属于我可做的了。”孙中山、杨鹤龄、尤列、陈少白，志同道合，被时人称为“四大寇”。
从中国同盟会，到中华革命党，到中国国民党，孙中山以自己的豪情壮志凝聚起一大批革命志士。而与普通偏执人格障碍的妄想表现有所区别的是，孙中山的偏执主要表现为：1）有最完美的理想和目标，所以他们的力量来源于推动世界朝向理想目标而努力奋斗；2）他们的判断能力很强，而且身体力行，脚踏实地；3）为了追赶自己的理想目标，他们总让自己精力充沛、奋斗不懈、死而后已；4）要求规律、整齐，尽其力令生活井然有序。
孙中山28岁时曾写《上李鸿章书》，陈述治国之大经，强国之大本，但遭到李鸿章的拒绝。上书失败，使孙中山“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强迫”。他对革命的偏执日益加剧。自从1895年以来他先后发动了十来次起义，这十几年时间，他不停地在海外进行演说、筹款、举义，据史家估算，辛亥革命前十次起义，各方捐款总额约31万美元。尽管革命遭到了不断的失败，但是孙中山确实“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可以说，他对革命的偏执和热忱，一直支持着他进行不懈的斗争。
■坚持斗争固执己见
1913年，宋教仁遇刺后，孙中山于上海开会商议对策。国民党内意见不一，黄兴与稳健派认为，国民党人手中没有像样的武装，反袁不现实，应该在不破坏临时约法之下以法律方法抗争。孙中山不顾双方实力对比悬殊的情况，认为法律不可靠，坚持“非去袁不可”。其实二次革命之初，很多地方的官员，商会以及团体，都发出了反对动武的电文，甚至有人认为革命党人与袁世凯是争权夺利，因为当时政治上的民主气氛，经济上的发展势头，文化教育与事业的兴盛，使得民众对袁世凯抱有幻想，袁世凯也容易被看作是比孙中山更为合适的人选。但孙中山一再坚持，革命党人最终还是于1913年，发起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但斗争仅持续两个月即宣告失败。袁世凯以“叛乱”罪名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被迫解散，把黄兴、陈其美等五人列为一等战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先后重新开始了他们的流亡生涯。
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由于党员不听命令，另组秘密的中华革命党，以服从他为第一要旨，“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凡党员有叛党行为，除处罚本人之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凡非党员在革命时期之内，不得有公民资格”。此时，孙中山已听不进任何不同的意见。有国民党元老建议将“服从”改为“附从”等等，都被孙中山拒绝。当时孙中山的很多战友，都认为“另组新党，要特别慎重”，多数人主张“保全国民党”。孙中山一意孤行，使得中华革命党在反袁称帝运动中并未发挥出什么作用。
1917年，为反对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孙中山与桂、滇军阀合作进行护法运动，孙中山坚持元首制。桂、滇军阀和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均不满意。后来，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改组之后，孙中山大权旁落，孙中山并未妥协和退让，而是选择彻底退出。
偏执性格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故步自封，但是在紧急时刻，却折射出强烈的人格魅力。
■热衷实业执着富国强民
1912年4月，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就专注于国家建设，他意识到，推翻帝制只是革命第一步，富国强民才是革命的真正目的。为此，他书写了《实业计划》一书，洋洋洒洒十万字，涵盖了交通开发、江河治理、水利兴修、农业发展、水利发展、钢铁发展、矿产开发、森林建造，移民东北、内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等方面。孙中山希望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提出在“三峡建坝”的理想,“期盼”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提出西部大开发，并设计三条进藏铁路线。由于国内资源和人才的匮乏、技术的简陋，孙中山主张借外债来发展经济、振兴实业，但条件是在外国不干涉我国财政的前提下，才能够进行借外债，否则，便“不得不另筹别法”。可以说，孙中山的方案具有创造性。
孙中山被称为“孙大炮”，尽管现今有人解释为孙中山是摧毁封建帝制的一门革命大炮，但本意却并非如此。“孙大炮”一名出自袁世凯之口，有信口胡吹的意思。当时孙中山认为：“故鄙人以为欲谋强国，亦必自扩充铁路始也。”中国要富强，修铁路乃第一要务。他与袁世凯密谈，提出他愿专任修铁路之责，保证10年内修筑铁路20万里，请袁世凯在同一时期训练精兵百万以强中国。尽管袁世凯表面上对孙中山非常支持与认可，但背后却认为其言过其实。
孙中山却仍坚持铁路计划。1912年10月，他在上海开办中国铁路总公司，规划铁路建设事宜。云南都督蔡锷对筑路事业甚为支持。孙中山便复电蔡锷，主张修筑滇桂粤铁路，并附上《滇桂粤铁路说明书》《筹款说明》《筑成后办法说明》等文件。1913年，孙中山乘“山城丸”赴日本考察，交涉借外资筑路等问题。尽管最后，孙中山的实业计划因为国家的混乱与孱弱而流产，但却为后来的发展建设提供了宏伟的蓝图。
■坚持与宋庆龄结婚不惜得罪一众亲友
孙中山的创新与挑战世俗还体现在他的婚姻上。1913年8月，刚从美国大学毕业的宋庆龄抵达日本横滨，第二天就去拜访孙中山。宋庆龄见到孙中山，极为兴奋，并协同姐姐一道帮助孙中山处理英文信件，之后更是替代姐姐成为孙中山的秘书。孙中山与宋庆龄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但两人相差27岁，且孙中山当时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孙中山将元配卢夫人从澳门接到日本办理离婚手续。
在当时，两人的结合是并不被大多人所接受，孙中山更可能得罪当时支援他革命的宋庆龄的父亲宋嘉树。晚年宋庆龄对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于是就表示要和孙博士断交，并威胁跟我脱离父女关系！”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不以为然。跟他患难与共的战友都曾劝阻，但孙中山决心已铁定，只回答说：“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是人，不是神”。
1915年10月24日，49岁的孙中山还是扛住压力，与22岁的宋庆龄在少数友人的见证下，共结连理。婚后，孙中山对这段婚姻的评价极高：“我的妻子，是受过美国大学教育的女性；是我最早的同志和朋友的女儿。我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这是我过去从未享受过的真正的家庭生活，我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总之，孙中山一生都表现出了对革命理想的偏执，他提出的“民主共和”却给饱受封建压迫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希望，他是一个时代的先锋。
小贴士
创业者需要具备什么特质？
不少人都雄心勃勃地想要闯出自己的一番事业，尽管他们现在受雇于人，但也是为了积累经验和资源，为以后的创造打下基础。但是，创业不仅需要个人的经验和资源，以及完备的计划和风险承受力，也需要创业者具备一定的心理素质。那么，创业者需要具备什么呢？
1.创新求异
创新是事业发展的必要条件，如果守着固有的经验和规矩，没法突破，那么最终都会在竞争中被淘汰。要脱颖而出，就要有创新精神，不断改进完善，不断自我突破，很多企业能做大做强，就是因为一直在创新，他们是行业的领导者，而缺乏创新思维的企业只能跟在后头，复制别人的产品，走别人走过的路。
2.择善固执
即是选择好方向，加以坚持不懈。很多的目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漫长而逐步实现的过程，这就需要择善固执，半路变道或者放弃，都会导致原先的努力失去原有的价值、甚至白费，因此，目标必须要具有长远性，并加以贯彻实施，很多备受拥护的人具有执着精神而深具号召力，而犹豫不定反复再三的人往往难有成就。
3.寻求挚友
一个人终究孤掌难鸣，难成大事，创业更是需要能够共苦的伙伴。因此，需要积极聆听别人的意见，肯定别人的付出，注重双赢。而在寻找友伴的过程中，一定要多思考多衡量，天下没有白来的午餐，慧眼识英雄需要保持理智的清醒和现实的权衡。
4.榜样驱动
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他能给人以很好的激励作用，产生巨大的推动力，令人奋起直追。尤其是在创业艰难的阶段，面对种种令人崩溃的挫折，更需要榜样这把火，来燃烧起激情以及对成功的渴望，从而迸发出强大的能量。切记榜样的树立需要与自身情况进行融合，不要盲目追逐榜样。
■文/岳晓东博士
■插图/周桂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