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书名：《大方 No.2》
■主编：安妮宝贝
■出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1年8月
■读家：遆存磊
■推荐指数：★★★★☆☆
■一句话点评：矫情是对文章质地的伤害，意识的浅薄也是多少精致的文字无法补救回来的。
MOOK书的风潮在国内吹了不少时日了，显然仍是恰当时令，热度不见消减，各路人马纷纷上场，欲从中分一杯羹。安妮宝贝主编的《大方》以关注度而言，是其中的翘楚，今年春季出第一期后，如今再出夏季号，巩固大家心中尚未消散的“红”印象。较之《大方》创刊号的“一家独大”（关于村上春树的篇幅竟占去过半），《大方 No.2》明显更贴近MOOK的本意，“花开多枝”，以杂而不乱的态势均分多位作者的文字，雨露普洒，且贯穿一条若隐若现的主线。
《大方 No.2》有十余位作家，华语有余华、董启章、安妮宝贝、马世芳、陈雪、胡晴舫，国外的有奈保尔、太宰治、钦努阿·阿契贝等，文章体裁自小说至散文不等，看似零珠散落，其实细看，编者是有其用心的，那就是倾向于反映第三世界的社会生活之生态。即使非尽数囊括，但如此的思路是可以牵丝扯蔓，不妨在阅读中析出的。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V.S.奈保尔本为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如今写《非洲的假面剧》，或许别有滋味。在非洲，有人问他，“你来自哪里？”奈保尔说，“特立尼达”。对方一脸茫然。这就是第三世界国家人们之间的认知状态，互相的隔膜远远超过对西方国家的熟悉。奈保尔写种族隔离之后的南非，在“妥协式”自由之外，还存在多种声音、多种状态。如曼德拉夫人所说，“建立真相与和解委员会的构想并不现实，因为它揭开了难以愈合的伤疤。当你得知心爱之人死前所遭受的虐待与暴行——死亡原因、死亡地点、受虐情形、遗体处置——你又怎能宽恕或忘却？”历史与政治的复杂性正在这里，任何单线条的解决方式都有虚空之处，面对纷繁的现实与幽深的人性，时现苍白之色。
而余华的《给塞缪尔·费舍尔讲故事》是化“命题作文”为自抒胸臆，讲了三段中国孩子的捕鱼故事。平凡的故事遭遇了中国的“文革”，释放出了别样的意味，让人想起余华的《在细雨中呼喊》。那种少年的青春期成长与特殊时世的糅合，灿烂阳光下万物仍在成长，乱蓬蓬与勃勃生机掺杂。台湾作家陈雪的短篇小说《沙之书》，与博尔赫斯的名篇同题，倒也没有辱没这个名字。儿子与父亲的关系是个老话题了，而这里的父亲是自大陆逃难至台湾的第一代，“受困于往事与某个无法辨明的出处”，向故纸堆里倒退和逃避是其选择，这于儿子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作者写出当下的窘境，也扫视了历史的纵深，做到了以短小的篇幅容纳极多的东西。
作为美国汉学家和翻译家的比尔·波特，其《飘飘歧路间》是他者对第三世界文化的探视与解读。波特对将唐诗翻译成英文的看法很有意思，“拙劣的译者跳舞时要么是踩在诗人脚上的，要么在舞池的另一端与诗人遥遥共舞。对我而言，译诗意味着贴近舞伴，去感觉对方的能量和移动，但不能靠得太近踩到对方的脚。”他对唐代诗人寒山和韦应物的解读未必有多深刻，但外来的视角总是有其新鲜度的。而台湾乐评人马世芳的《从美丽岛到龙的传人》，对我们来说又何尝不是陌生的视角？美丽岛是陌生的美丽岛，而一首《龙的传人》，先后在海峡两岸唱起，却是如此迥异的状况，不同的解读得出不同的念想，洵为历史与现实的吊诡之处。
安妮宝贝的《在印度》显然是想配合这一期MOOK的主题，但似乎有些弄巧成拙了。从所摄的照片来看，她明明去了印度一游，可其写的文字之封闭状态和自得其乐实在令人不耐。安妮宝贝于印度的描写，让我想起西方殖民者游览上世纪前半叶中国时的走马观花文字，充斥着“祥和”、“安宁”、“顺从”等字眼，鲁迅曾大加讽刺过。前几年的奥斯卡最佳影片《贫民窟的百万富翁》，是英国导演拍的印度题材电影，被评为是对印度社会生活的猎奇，以巧合与浮光掠影来表现对东方的虚假认知。而安妮宝贝显然是有了一套“小资”意味极浓的先入之见，然后在游记中大加套弄，所以，“这些看起来贫穷日常的人有一种出自天性的优美和优雅”，“这样的境地中，人的自得其乐有一种甘愿的顺受，不抱怨没有自卑，是接纳和服从的尊严”，如此的句子处处皆是。矫情是对文章质地的伤害，意识的浅薄也是多少精致的文字无法补救回来的。
不过，MOOK就是这样，主线的牵出容易，想去除诸篇作品的参差不一却是难事矣，现实的因素处处制约之。应该说，《大方 No.2》已经做到了很好，可读的文章占去大半，这是一本MOOK的分内之事，也是延续的理所当然。自然，“花开多枝”不妨碍主题，主题的完成亦需要诸花的捧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