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激就业计划，奥巴马重在政治收益
徐立凡 财经专栏作家
当地时间9月8日晚，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会发表演讲，提出了一项总额高达4470亿美元的刺激就业方案，其中包括减税、基础设施投资、防止地方政府雇员失业等措施。奥巴马慷慨激昂地对议员们说：“我将把这项计划送交国会，希望你们立刻通过。今晚的问题（不是方案本身），而是在面对目前的国内危机时，我们是否可以停止国内的政治马戏表演，真正地做一些有助于恢复经济的事情。”
尽管奥巴马很兴奋，公布出来的刺激计划规模也远超此前3000亿美元的预期，但是，仍然没有让市场感到兴奋。方案公布后，美元指数从76.20短暂反弹至76.31，之后又再度回落至76.20。美国三大股指也反应冷淡，只有现货金价微量下跌以示响应——如同满腹犹疑地聆听奥巴马演讲的共和党议员一样，市场似乎并不打算对这项刺激计划热烈鼓掌。
这是有道理的。分析一下奥巴马总值4470亿美元的新计划，500亿美元用于高速公路、铁路与机场，300亿美元用于学校设施现代化，350亿美元防止教师与警察与消防员等紧急情况人员失业，1750亿美元为工人继续降低工资税，500亿美元作为失业津贴。4470亿美元中，超过2400亿美元用于延长减税，而这本来是金融危机以来就实行的计划，真正投入到“铁公基”的增量资金不过1000多亿美元。“铁公基”项目，具有投资周期长、回报慢的特点，虽然资金主要用来对旧的“铁公基”项目修修补补，大大缩短了建设周期，但对于增加就业岗位的作用同样可能是短暂的。这难免让人怀疑，奥巴马打的这一针鸡血，并非出于改善美国经济环境的深思熟虑，而只是为了明年大选时失业率能适时降下来——据推测，即使经济不再出大的波折，到明年三季度，美国失业率也不过从现在的9%以上回落到8%。而在历史上，除里根外，没有一个总统能在失业率为6%以上时获得连任。
不仅如此，人们还会担心，新砸下的这4470亿美元从哪里筹措。尽管奥巴马在演讲中宣称，每一项开支都将于19日公布的减赤计划中找到出处，“只是简单的加减法”，但是，减赤计划是与提高债务上限牢牢绑在一起的。截至8月份，美国联邦政府收入与开支的缺口已达到1.23万亿美元。目前，美国财政支出的每一美元中,就有0.4美元是借来的。这意味着，4470亿美元至少有一部分需要借。即使不会突破国会新规定的债务上限，人们也会怀疑：如果花的这些钱只是短期改善就业而不能刺激出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否是最恰当的。
对于奥巴马来说，这项计划无疑是合适的：选择刺激就业为突破口，具有绝对的政治正当性。没有人不认为失业率是困扰美国经济的大问题，没有人敢说穷人不应该被救济。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共和党怀疑奥巴马在计划中夹带了利于明年大选的“私货”，也很难公然指责以冒与蓝领阶层对抗的风险。因此，至少在政治上，这4470亿美元将为奥巴马带来投资效益。
但抛开政治效益，仅从真正改善美国就业，从而改善美国经济的角度考量，奥巴马的这项就业刺激计划注定会失败。一方面，从力度上看，奥巴马的投资最多只能遏制就业岗位的进一步流失，却很难提供增量就业岗位。另一方面，失业率居高不下，是美国的经济形态所决定的历史性趋势，不是奥巴马就可阻止的。美元主导权尽管给美国带来了无尽的好处，但也造成了金融经济极端发达，制造业不断萎缩的形态，这种形态决定了美国用工市场不会太繁荣。除非美国出口业全部放开，否则没有哪个产业能将大规模吸收失业者。但从美国国家安全的角度考虑，美国又不可能完全开放出口市场。
在这种情形下看奥巴马投资“铁公基”的新计划，更多能看到的是奥巴马政治上的精明，而不是美国经济前景的明朗。重在政治收益，应是奥巴马推出此项刺激计划的真正用意所在。
反恐政治与美国的软实力
张国庆 国际问题专家
“9·11”是美国人永远的痛，它把一个美国以往忽视的敌人推到了眼前，也使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发生了根本改变。此后，美国陷入了不断树敌的恶性循环中，直到现在都无力走出这个阴影。
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美国是一个需要敌人的国家。冷战结束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而是继续不断地寻找敌人，先是“中国威胁论”，接着是南联盟，而后是“流氓国家”，但始终苦于没有名正言顺的理由。
在“9·11”之后，布什政府尤其是鹰派分子突然发现，“反恐”是一个放下很多东西的“大筐”，不仅可以顺理成章地加强国家安全，推动军工业发展，而且可以动员国际社会的力量，以此来打击自己不喜欢或有利害冲突的国家。于是，布什在讲话中说：“反恐战争远远没有结束，才刚刚开始。”而2002年初的国情咨文也便成了讨敌檄文。也正是从那时开始，磨刀霍霍的美国盯住了所谓的“邪恶轴心国”——伊拉克、伊朗和朝鲜。
更进一步说，反恐在某种程度上逐渐成为美国政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和借口，在反恐的旗号下，它可以任意打击异己，可以赖在阿富汗等战略要地不走，可以架空联合国，可以作为双边关系中讨价还价的砝码。在这种背景下，“反恐外交”浮出了水面。
反恐政治也让许多不可能的事情成为可能。在“9·11”之前，如果美国政府想出台损及人身自由的法案，尤其是像爱国者法案这样过分的法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美国是非常重视个人自由和民权的国家。
如果说，美国民众为了安全尚可接受一些过分的做法，那么，像伊拉克战争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则绝不是他们所乐见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恐被拉姆斯菲尔德、沃尔福威茨这样一些有野心的政客所利用了，而布什长达多年的“战时总统”状态，则“保证”了伊拉克战争的爆发。在那个特殊时期，美国媒体显得如此弱势，它都不敢批评布什，因为那将涉及国家安全，因为那是它们在“9·11”之后曾谄媚地颂扬为“伟大总统”的人。直到伊战陷入泥潭之后，媒体才逐渐找回了平衡。
巨大的机会成本，也是反恐政治所要付出的代价。在一些美国战略家看来，正确的战争应该是这样的：铲除“基地”组织，稳定被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威胁的国家，进行清晰的反对极端“神权”和恐怖分子的意识形态的战略选择，减少国土的脆弱性，这个日程一清二楚。但遗憾的是，布什政府却在阿富汗战争之后停止了扫荡“基地”组织的步伐，而把矛头转向了伊拉克。
对此，前参议员加里·哈特在伊战爆发后感叹道：“就在短短的一年半以前，美国还像道德巨人一样屹立在世界上。几乎整个世界都团结在我们周围，坚定不移地寻求对‘基地’组织进行惩罚。可是，当萨达姆取代本·拉登成为我们的攻击对象‘白鲸’时，我们开始了独自的讨伐战争，把世界其他地方丢在了身后……我们独自开始了一场世界其他地方都觉得难以理解的行动。”而这场战争对反恐事业的影响是“难以承受之重”。
历史学家的话最终得到验证。在他们看来，自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美国的安全与否不仅取决于其实力，而且还取决于是否得到国际尊重和获得公认的领导地位，而这种安全将毫不留情地被华盛顿单边主义的所作所为所削弱。这也是“9·11”后仍然与美国周旋了将近十年的本·拉登所希望看到的局面。
让约瑟夫·奈等学者感叹的是，“9·11”后的十年，是美国人安全感不断流失的十年，也是美国软实力不断削弱的十年，其幕后黑手，正是动机成疑、方向错误、做法失当的反恐政治。
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意识到，尽管这个世界可能会承认美国是世界这个养满鱼的巨大鱼缸中最大的一条鱼，但在这个没有一条鱼可以逃出的鱼缸中，最大的鱼也许可以战胜其他任何一条鱼，但却无法战胜它们全体，即使只是其中较多的部分联合起来，它也无法战胜它们。从长远的角度看，认识自我和尊重他人仍将是跨千年的命题，也是软实力的本质来源。
现代诗的挣扎
叶匡政 文化学者
最近，诗人袁凌出版了一本诗集，叫《石头凭什么呼吸》。出版前，他让我给诗集写个序，我得以阅读了他诗集的所有诗歌。读袁凌诗歌，感受最强烈的，是他在古典诗歌美学与新诗之间的挣扎。袁凌最早喜爱的是古典诗词，他大学和研究生学的也是中国文学，使他有很好的古典文学修养。他虽是职业新闻人，但事业志向一直在文学。他的写作从古诗开始，虽很早开始写新诗，但他一直无法适应新诗的写作方式。这应当说，是很多从古诗开始写作的现代诗人常会遇到的困境。在没写过诗的人看来，这个问题似乎很难理解，即使写诗多年的人，有时也难以说清两者的差异，但它确实困扰过很多中国诗人。因袁凌的诗歌中这种挣扎和冲突非常明显，我试图通过他的写作，来谈谈这个问题。显然这是一个庞杂的问题，并非只字片语能够说清。
我们知道，在古诗中，由于使用的是单音词，汉字拥有更大的自主性，组合它们的方式也极为灵活。在古人眼中，汉字不仅是一个个活着的生灵，有阴阳雌雄之分，而且它们构成的诗歌，也是一个可以与天地通灵的处所。在古诗人眼中，能入诗的真实才是真正的真实，才能从“无常”变为“不朽”。由它们建构的世界如果均衡美妙到意义非凡，一首诗就会成为一个通向永恒的空间。
古典诗歌美学不仅是单音词这么简单，还有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基础。它相信天地有大美，它相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它相信至诚才能与天地参，它相信阴阳相生、虚实互补、知无知有，它相信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它相信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它相信诗必穷而后工，它相信诗的修养就是人格修养。我们能想象，一个充分领略过古诗魅力的人，走入现代诗中会是何种感受。
我不知道，袁凌是否带着这样的心境，进入新诗写作的，但他肯定遇到了从单音词到双音词的困惑。对诗人来说，这是一个巨大改变，因字词是诗人唯一的工具。我不想从语言学角度论述它们的不同，但双音词以及它构成新诗的方式，显然削弱了汉字在诗中的自主性和灵活度。古诗虽有平仄韵律限制，但因诗的基本构成单元是字，它组合的自由度相当高。但在新诗中，诗的基本构成单元变成了句子，一个独立的词在诗中是僵死的，它只能在句子中成活。于是，古诗中被视为一个个生灵的汉字，到了新诗中只能降格为一些碎片般的符号，受制于句子的意义和形象。
此外，让一些现代诗人不适的，还有两种诗体背后的价值观。新诗基本源于对西方译诗的学习和模仿，它一方面接受了西方的感受模式和文化范式，一方面却没有真正活在一个西方哲学传统的氛围中。所以，新诗有些像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更多地表现为诗人个体生命的悬空式展示，个性和新奇似乎成了判断诗歌的唯一标准，而对其在文化和历史意义上的考量极少。在新诗领域，诗人们既高度活跃又严重分裂，以至于很难达成一些对新诗历史和标准的共识性认知。在当下新诗领域，几乎没有可以清晰辨识的新诗规范与共识，也缺少经过充分论证可有效使用的理论系统，而带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动更是极少，一切都处在一种高度无序的状态。新诗的生产虽然极为活跃，但却让人看不到真正有价值的成长。所以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诗人，都陷入了“诗意匮乏”的困境。
孔子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让自然万物与诗人的人格融而为一，是古代诗人最高的梦想。这不是一种简单的象征手法，而是为了实现真正的物我融合，使诗人可以从物的角度来观察世界，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来体验自然。如王国维在谈及“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所言的“无我之境，以物观物”，袁凌的一些诗歌试图抵达的正是这样的美学境界。当他说起小镇、水井、溪谷时，就像古人诗中的山石松菊，他展示的可能是自己的肖像。对于外边那个无序的新诗世界，袁凌显然选择了做一个孤独的诗人。因为真正的诗歌，从来是一门孤独的艺术。它只会被同在孤独中，有相同心灵体验和精神韵律的读者聆听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