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大院腔到屌丝体

　　[左冷禅]

　　地域方言消失是件让人无奈的事，方便与醒目是语言不变的追求：地域方言隔阂迫使人们自觉地依循共同语，但为了追求醒目，人们又趋向使用更能代表个性的社会方言。当交流开始跨地域跨人种，民族区别都变得不那么重要。养猫还是养狗，用苹果还是用安卓，豆浆咸甜才是区分族群的新标准。所以，尽管同样操中文，社会方言的差异使45岁的大叔很难理解轰趴是什么活动，他们只能隐约体会“坑爹”的滋味；主妇圈也不理解swot分析是什么，就像白领不知道“狗男女”是哪个运动品牌。

　　公学英语帮助英国人找到了语言坐标系的原点，在最初的联盟公学中，来自威尔士、苏格兰、西撒克逊的少年们在乔叟式英语的浸润中，在宗教、艺术和体育启迪和训导下成长为有教养的男人。他们的口音超越了方言，带着权利的光环和居高临下的精神势能，成为媒体、法律、政府、学术先后确认的标准语。

　　普通话不论被称为通音、雅言、正音、官话还是国语，都无法将官方背景从其身后抽离。雍正规定“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官话成为知识分子的教育血统证明和进学晋升凭证。民国之初北京话一票险胜粤语；新中国成立，又一票险胜成都话。新中国成立后，大院腔成为第一波流行的社会方言，它是干部子弟操持的，明显异于北京南城口音的普化京腔。它兼含毛氏语录的凌厉大气和苏联文学的磅礴深沉，儿化懒音与粗口听来有种优越的不耐烦——对学院知识的不屑一顾，对书斋智慧的戏谑嘲讽，对传统道德的颠覆解构。它是彼时中国真正的贵族语言，它并不局限于北京一隅，而是遍现于各地的军区大院、干部家属院、大学校园。很有一批作家诞生于大院语境中，王小波、王朔、徐星、刘恒、刘索拉、狗子，貌似还有池莉。有趣的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方言环境似是艺术家的温床，作为一种文化倒影，海峡对岸眷村中长大的杨德昌、侯孝贤、李安、朱天文、朱天心等人也占据了台湾文化界七成江山。

　　上个世纪末，大院腔很快成为网络优势语体，上海出身的网络写手也能用几可乱真的王朔体写出笑尿全国的网文。中国青年的逆反潜流终于在网络上找到出口，由大院腔发展而来的愤青体恰是这场反文化狂欢的最佳载体：没有一种社会方言对风雅戏仿得如此轻佻，对道德嘲讽得这样有力，对性器官提及得这样频繁，对谈话对象的男女长辈问候得这样周全……万幸，愤青把爱情当作唯一的净土。

　　最近五年，网络话语权似乎又做了一次交接。一种更底层更自嘲的新方言出现了，它不是乱加偏旁的火星体，也不是日语叹词装点的清新文，更不是用英文缩写武装的白领腔，而是深具末世气息的屌丝体。超过半数的网络黑话都源自李毅吧这个屌丝新发地。这种社会方言与新奇美好权威无关，或者说，是主动解除了一切与美好事物的关联。从愤青的穷横走向屌丝的穷赖，从愤青的迷茫走向屌丝的虚无，从解构权威，到解构文化，到解构尊严，世人放弃了最后一点努力，节操碎了一地。

　　民国的知识分子哀叹，旧文明彻底腐朽，已经哺育不出健壮的灵魂；可是破家值万贯，勇破四旧之后，民国风物消失，民族特征也模糊了，“文革”后的中国人唱起了《一无所有》；但无产者就算赤贫，仍有可以舍弃的东西，比如理想、爱情和尊严。鲍勃·迪伦说的没错：当你已经一无所有，你会发现，你还可以失去更多。

　　建构是少数精英的事业，解构却是人人有份的群戏，这虽然需要点勇气，却没有什么难度。从无产到无知，再到无耻，与争取相比，放弃总是更容易一点。反文化运动接力棒交到屌丝手中，这片精神废墟从拿斧子的愤青转给了扬灰的屌丝。新的精神家园烂尾至今，交房仍遥遥无期。

　　文/左梨（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