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到了讨论死刑存废的时候了

　　同样是因为集资出事，曾成杰并没有受到吴英那样的广泛关注。但是，当他的女儿在微博上披露，她和她的家人还没来得及见上最后一面，这位曾经的湘西商人就被匆忙执行了死刑，整个社会的目光一下子就被吸引了。随后，湖南省两级法院的糟糕表现，更将人们的疑问引向了案情乃至司法制度本身。长沙市中级法院宣称，法律并无明文规定，死刑犯执行死刑前必须跟亲人见面。在受到潮水般的质疑后，该院道歉并删除了相关微博，同时又辩解说，曾成杰未提出会见亲属的要求。湖南省高院则把曾成杰未跟家人见面的原因，归结为长沙中院没有其家人的联系方式。这些错讹、苍白、儿戏般的信息发布与辩解，让人们看到了一桩死刑案扑朔迷离的一面。

　　曾成杰其罪当诛吗？很难说。法院处死曾成杰究竟是分配了正义，还是制造了不公？也难下定论。秘密处死的做法是否违背基本的人道原则？这个则毫无疑问。但是，整个事件中，让人体会最深的还是死刑制度的“野蛮”一面。其野蛮，不仅在于它对生命的剥夺，还在于它如同一块黑幕遮蔽了一切。它拒绝反思，拒绝应答。在这一点上，它更像司法符指网络背后的实在界废墟。死刑之冷，不在于它是生命的反面，而是它的零度叙事特征，它不向任何发问做出反馈，因而，它也不提供任何检讨的可能。曾成杰死了就是死了，再讨论公正与否已经没有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再有真实的答案。对事实的遮蔽和对正义的混淆，有时就是死刑之所以存在的理由。历史上许多著名的处死，都与这种遮蔽的需要有关。

　　很多人相信，死刑能够消弭人们心中对犯罪的仇恨和愤怒，从而给社会带来平和，所以死刑执行在历史上曾经是所有民族的节日，是一出壮丽的杂耍或戏剧。但是，当人们发现，死刑的心理按摩作用其实是一种谬误之后，死刑执行逐渐变得隐秘化，绝大多数死刑执行都不再公开表演了。与这种功能性的误解相似，死刑的哲学正当性也从来没有得到证明。死刑有正义性可言吗？死刑之所以存在，是要宣示这样一种观念：对他人生命的剥夺是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它采取的方式却又是剥夺生命，它仿佛在说，只要理由正当，剥夺生命也是可行的。那么，什么才是正当的理由呢？国家赋予自身剥夺生命的行为以正当性，难道不就是在向公民演示如何对丑恶行为自我赋权吗？有多少蓄意谋杀者，不是同样振振有辞地说自己是替天行道呢？

　　在我还上高中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经常被组织去参观某种巡游。一辆解放牌大卡车上，五花大绑着几个面目不清的人，两侧是全副武装的军人，甚至有一挺机枪架在车顶上。卡车所过之处，人流如织，人们脸上流露着打鸡血般的兴奋与刺激。观看结束后，学校的围墙上很快就会贴出一批黑白照片，画面中，死刑犯歪倒在地上，身上的弹孔清晰可辨。我还曾经见过邻村的一位老人，挑着一副奇怪的担子，一头是一只小盒子，另一头则是一面铜锣，他就这样走遍每一个村庄，一边敲锣一面喊着：“大家不要学我的儿。”后来才知道，这是一位强奸犯的父亲在政府的要求下，带着儿子的骨灰在示众。我不知道，这种对死刑的演示是否对我起到过敬畏生命和尊重法律的作用，但我的心中留下了无法磨灭的恐惧。直到现在，我才了解到，死刑对恶性犯罪的吓阻作用从来都是靠不住的传说。那些取消死刑的国家，几乎都没有出现恶性犯罪的高峰，相反犯罪率有所降低。那么，围观死刑的作用又是什么呢？是对不幸的消费，还是满足人性中的嗜血渴望？

　　没有任何一种司法制度，能够展示自己的绝对严密和完美。由司法制度执行的死刑处罚，也就历来多有谬误。类似聂树斌那样的现象，并不是全然的中国特色。美国人曾经对自己历年的死刑已执行案件进行复核，发现由于技术或程序的原因，有相当一部分案件很难确定真伪。但无论是来自制度本身的检讨，还是民间对死刑案件的怀疑，都同样指向一个可悲的结果，即死刑的无法逆转。生命被剥夺，却不知道是否正当。曾成杰的案子，就给人这样的感觉。曾成杰对他的律师说，“我可能要完了”。这究竟是一个罪犯对自我罪行的悔悟，还是无辜者对司法制度失去了信任，将不会再有人知道。

　　吴英可以免死，曾成杰却被匆忙执行死刑，这反映出法律实施过程中的某种不一致性。但更残酷的事实，还是死刑罪名在经济犯罪领域的轻率适用。民间集资究竟是一种正当的企业融资行为，还是集资诈骗犯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存在争议。经济活动受制于权力的引导和限制，而带有无法回避的暧昧特性，也是当下中国的特色。死刑在经济犯罪领域不加节制地运用，不仅是对生命价值的严重低估，还可能让死刑成为恶性竞争、权力打压乃至非常征收的工具。只要企业家陷入某种形式的“围猎”，坐牢乃至杀头就成为无法逃避的宿命。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家的“原罪”将成为一种把柄，一枚随时可能引爆的炸弹，它把企业家置于天意难测的险境，今天你还在和市长共进晚餐，明天就可能变成一抔骨灰。这种不确定性作为极其高昂的成本，必然成为民营经济的毒药，从而加速企业家的逃离。曾成杰之死给经济领域带来怎样的深层震荡，将会在未来不断显现出来。

　　死刑是人类文明最恶劣的遗产，它与人性中普遍存在的黑暗有关。死刑的存在，让生命价值的种种高尚说辞都显得无比苍白。也许真到了思考这一问题的时候了：死刑对当代中国真是不可或缺的吗？世界上已经在法律或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已经多达百个，这些国家并没有陷入任何形式的混乱，其人民的生命权并没有受到更严重的威胁。最近三十多年来，废除死刑的国家多达八十余个，它们的经济、社会、教育和文明水准未必都比中国要高。近年来，实际执行死刑的国家只有二十多个，中国作为地球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作为最古老文明的后裔，就赫然置身其中。中国每年执行死刑的人数仍是国家机密，中国刑法中适用死刑的罪名仍然高达五十多个，死刑冤案却以不同形式暴露出来。我们有勇气从事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创造和社会实践，我们能够飞入太空、深潜海底，为什么却没有勇气思考死刑的存废？我们为什么要置身于现代司法文明的另册，我们所害怕的又究竟是什么呢？

　　一百多年前，雨果在法兰西第二帝国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讲，他谴责“鬼鬼祟祟的隐秘执行的死刑完全变成了社会对个体的谋杀”。他质问，你们认为死刑有教育意义，你们要用死刑教育人们不要杀人，但你们怎么能在杀人的同时教育别人不要杀人呢？他呼吁立法者、经济学家、政论家和犯罪学家鼓起破釜沉舟的勇气，废除死刑、摧毁无知和悲惨，打开“生机勃勃和充满人性的新篇章”。即使在今天听来，雨果的话同样振聋发聩，同样有现实意义。从谈论死刑的废除开始，我们也终将打开更诚实、更文明、更人性的新篇章。

　　文/老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