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波改革

　　邓聿文 专栏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履新以来，频频就改革发出最强音。舆论将这一轮改革称为“第三波改革”。第一波改革从1978年开始，大约在1987年结束，时间10年左右。这一时期的改革，由于起点低，社会普遍贫困，几乎所有人都赞成和支持改革，当时大家的判断是，无论怎么改革，采取什么样的改革措施，改革不可能变得比过去更糟。事实的确如此，改革首先使当时占社会多数人口的农民摆脱极度贫困和行动受禁状态，社会很快呈现出生机和活力。

　　理论上说，这是一个几乎人人受益而无人受损的“帕累托改进”。从实际的利益增量来看，除极少数在“文革”中的既得利益者外，每个人的福利都有大小不等的改善。那是中国改革史上的黄金时期。

　　1987年后，随着双轨制改革策略的推进，社会开始出现初步的利益分化，早期的既得利益者已经出现。一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目标确立，社会掀起了新一轮改革热潮。此为“第二波改革”。此时的改革，增量改革的路径还在延续，同时，由于社会的开放——不仅仅是对外开放，更多的是对内开放——在加大，改革红利继续释放，社会多数人在改革中也继续受益。这一阶段的改革还有一个特点，即改革开始向存量推进，国企改革被提到社会的中心环节。从国家来说，“抓大放小”成为国企改革的战略；从企业来说，“破三铁”和“一卖就灵”成为改革的主导模式。那个时候，大批国有企业以经营不善为由快速地民营化，大批国企工人以较少补偿甚至无补偿被“买断工龄”，下岗后自求“再就业”，他们的利益受到了实际的冲击和损害。

　　第二波改革大概延续到2000年前后。2004年发生的“郎咸平、顾雏军之争”及随后大规模的国企改革大讨论，虽然引发的具体诱因是科龙改制，但原因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国企改革。国企改革大讨论一直延续到2006年。这是新时期第一次就中国改革方向进行的全民大讨论，知识精英在这次大讨论中首次受到民众的质疑，并难以垄断话语和舆论。中国实际的改革进程也在这次改革大讨论中受到影响，许多原来在推进的改革，比如管理层收购此后被停止和约束。

　　尽管一些改革措施在2000年后继续推出，但一方面，于社会整体和长远发展及多数人有益的改革政策越来越少；另一方面，许多以改革名义推出的措施，或由于认识不清，或受初步壮大起来的利益集团的制约，在实际实施中，让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包括初步生成的中产阶层，感到利益受到威胁。这些改革主要集中在教育、医疗和住房领域。客观地说，改革不可能永远停留在经济领域，随着改革的深化，必然要从经济领域向社会领域推进，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但对于我们来说，由于基本社会保障制度没有全面建立，推进教育、医疗、住房等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后果，就是把原来享受这些福利的社会阶层和群体作为改革的对象，致使他们在这波改革中，利益受到实际的冲击和损害。

　　改革到此已处于历史的拐点。原来为普通民众带来利益增量的改革，由于民营经济的普遍不景气，其继续释放红利的空间有限；与此同时，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存量改革的范围不断扩大，遇到的利益障碍越来越多，越来越坚硬，包括中产阶层在内，更多人难以从改革中得益，改革的正当性也就越来越受到质疑，这导致早期社会建立起来的改革共识出现动摇。历史在等待做出新的选择。

　　这个选择在十八大后有了答案。十八大呼应了社会的改革要求，报告对“五位一体”和党内改革的部署给了人们以希望，尤其在限制政府权力、反腐败和法治建设方面，相比过去有所突破。十八大后，新领导层将改革和反腐提到了更高、更重要的位置。一系列紧锣密鼓的改革举措正在有条不紊地部署。从社会层面看，大众和舆论也对中央领导集体的改革号召做出了积极回应，给予了大力支持和鼓励，无论是民间和官方，主基调都是高扬改革的旋律。改革在2012年重新成为社会的主流话语，并在2013年开启了“第三波改革”的浪潮。（作者为时政专栏作家）